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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玩具镜子和艺术（第2页）

中国人的这一史实，尤其能给人启迪，因为它说明，从游戏到工作的转折，绝对不是打了包票的，每一种媒介完成转折的速度有所不同。

这里所谓转折是，人们先在玩具的一般流程中寻求快乐，然后才集中注意力看看这新玩意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先是从其存在中感受好玩和震撼，然后才集中注意去看它的内容，就像我们看镜子里的影像一样。

中国人之所以未能研制出高效能的印刷机，麦克卢汉认为是这样一个原因：用五千到两万个会意字来排版是不实际的（M，1962，p.185）。

麦克尼尔（WilliamMeill，1982，p.49）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大量获取利益，中国人会感到不舒服。

他们两人认为，重利会妨碍“自催化”

（Autocatalytic）的经济技术力量，这种自催化的力量兴起于12世纪以后的欧洲。

两人的看法也许都对，不过，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妨碍中国人研制印刷机。

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何原因吧，这种发明引进之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就进入了现代世界。

但是在其故乡中国，一百年又一百年过去之后，这个玩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

技术只用于游戏不用于工作的现象未必有害，也未必不尽如人意。

除了印刷术，中国人还发明了火药和火箭；起初，他们只把火药和火箭用于节庆，就像美国7月4号的国庆节。

而且，虽然我认为地球之外的宇宙探索和定居对人类非常重要，虽然我承认必须要依靠火箭才能取得这一成就，不过如果中国人发明的这些玩具从来没有变成手枪、步枪和导弹，我还是丝毫不会介意，因为这些枪弹还在继续困扰我们的生活。

然而，用信息传播技术成长受阻或对其潜力的错误构想做例子，一般证明并非是最好的。

奥顿在电话股票上的短视不仅使他的朋友损失惨重，而且几乎把他自己强大的电报公司送上了一条不归路，该公司最终被贝尔电话公司收购，并且被消耗殆尽。

接踵而至的广播电台这个重要的电讯媒介，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

马可尼[1]发明电报的意图是提供船对船的救生服务。

但“泰坦尼克号”

的电报员却没有收到“加利福尼亚号”

发出的冰山警报，因为他忙得晕头转向，船上乘客要发的假日问候电报使他应接不暇。

泰坦尼克号沉没三年之后，大卫·萨诺夫建议让无线电收音机进入每一个家庭，说收音机可以用作音乐娱乐的工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坦尼克悲剧发生时，萨诺夫正在纽约当无线电报务员。

看到无线电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之后，萨诺夫好像觉得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实用工具——当然，收到求救电报的“喀尔巴阡山号”

的确拯救了13的乘客。

萨诺夫认为有必要强调，无线电可以用作更加舒适的工具，即娱乐媒介。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掀起了一阵无线电狂热，至今仍风靡全球。

不过，令全世界措手不及的是，希特勒和戈培尔[2]把广播电台用作宣传工具。

所幸丘吉尔和罗斯福具有与之相当的才能，抵消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恶毒宣传。

在动员全国反对法西斯的侵略上，斯大林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电脑是否兼有游戏客体和工作载体这两个功能，这个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毫无疑问电脑兼有这两个功能，并帮助我们表达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

相反，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二者的最佳结合？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最佳的结合？显然，在公众意识中显赫的功能，是电脑的文字处理和网上冲浪的功能，而不是其电子游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