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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人东来（第2页）

。

[6]另一方面，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

这一变化从中国传统典籍的身价浮沉中表现得尤具象征性。

有人说：

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

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

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

迨乙巳返里，幽忧索居，南中开通早士，多习于舍己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

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

[7]

这种“数年之间，扶东则倒西”

的剧变，在令知识人哀叹旧学式微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种族危机意识。

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言论中，顾炎武的“亡国”

与“亡天下”

之辨被经常提及。

或者可以说，天下意识是这些人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

顾氏《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这种自先秦传衍下来的观念，本是士人对诸侯割据的一种文化超越，显示出作为文化集合体的中国，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

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

“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

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

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

[8]

近代国学倡导者的传统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交相作用，他们说：“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

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

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

[9]“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

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

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

[10]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既标明天下重于国家的政治见解，又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社会涵义。

所以当时人屡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