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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人东来（第3页）

之语。

中国数千年历经分合治乱而一脉相传，“天下”

即文化的作用不可谓不大。

这种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近代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

除沿用古训，近代知识人又注入新的语义。

19世纪以来，对中国士人心中的“天下”

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泰西思想学术。

其势头到20世纪初出现三种新趋向：其一，清政府已公开表态取法欧美。

其二，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

其三，中国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士子中，欧化倾向日益泛滥。

这大大激发了一些人的天下意识。

有的从学术与土地人种、风俗政教的关系立论，指出：“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

，对于吾国人士慕泰西学术之美，“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

的状况表示不满，既反对“奴隶于吾往日同洲外族之学”

，也反对“奴隶于今日异洲外族之学”

。

[11]尽管国学倡行者的态度倾向不一，欧化风行无疑是激生其强烈反应的社会根源。

对文化入侵的反应不止一途，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还有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

在欧洲，汉学研究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从19世纪起，进入学院化发展阶段，法、英、荷兰等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汉学系或研究院，德国则于1887年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研究所，1912年正式设立汉学讲座。

[12]不过，由于中国学者缺乏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除传教士带来的偶然信息外，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

直接起刺激作用的，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日益为举世关注的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

这个由拿破仑入侵埃及带动起来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时代，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重心逐渐移向中亚远东，30年间，俄国的克莱门兹（D.Klementz）、科兹洛夫（P.K.Kozloff）、奥登堡（S.）、英国的斯坦因（A.Stein，匈牙利人）、德国的格鲁威德尔（A.Grunwedel）、勒柯克（A.vonLeCoq）、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瑞典的斯文赫定（SevenHedin）、美国的华尔讷（L.Warner）、安得思（R.dreus）等众多人士，均多次来华进行考古探险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

所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同时也震动了国人。

[13]后者了解到，欧洲学者把印度学与中国学视为20世纪将影响全球学界的两大古学。

[14]上述信息，成为国学倡行者反复引证的事实，以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反衬其本土的危境。

20年代后国学研究兴盛，除了输入新知以整理国故外，显然也与欧洲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烈而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寄托有关。

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

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

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

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

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