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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人东来（第4页）

[15]同时，日本的中国学在继承传统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学习引进欧洲近代学术的观念方法，取得长足发展，形成“支那学”

与东洋学两大分支，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

与对欧洲汉学的隔漠不同，中日两国学者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

尤其在汉学界，彼此声气牵动。

据1893年赴日的黄庆澄记：

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土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

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

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

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

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编处采买，得古书甚夥。

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叠次搜贩。

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

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

黄庆澄此行代孙诒让访求古书，有多部即因价昂未能购取。

[16]这种情形到20世纪初发生捩转，大批日本人来中国搜购古代文献，清末有人记道：

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青黄不接之叹。

日本藏书家岁至吾国京师及吴中都会，捆载旧本经史子集与金石书画之属，不惜重赀购归藏贮，以致国朝人诗文集凡在乾嘉以前稍稍有名，今无刻本，靡不昂贵，故收书甚为不易，施愚山诗文全集、鲒绮亭内外集均须三四十金，视十年前盖三倍矣。

[17]

古器物亦然。

据说“商界之竞以贩买中国古美术品为事，始于日俄战争告毕及日本入高丽之时，彼等之访觅骨董，能于陵墓之所藏，独具只眼，较诸本国之内地人情形更为熟悉，华美而兼贵重之唐宋两代陶器，多有自陵墓中发现者”

。

[18]

旧学而外，后起的新学术也迅速跟进。

1902—1914年间，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桔瑞超等，先后三次组织中亚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考察，搜得大批文献文物，还有多人到中国东北等地考古发掘，流散到民间的敦煌卷子及各类图书也大量为日本人收购。

这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跃进到与欧洲汉学并驾齐驱的地位，令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压力。

日本朝野想方设法收购中国古代文献器物之事在各种国学刊物上被一再披露。

1907年，江南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为日本岩寄氏收购，《国粹学报》第44期译载岛田彦桢所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董康于跋识中特意点醒：

频年日本书估，辇重金来都下，踵项相望，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渊阁，如八千卷楼，如艺风楼，如长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

前车可鉴，思之兹惧，用特印行皕宋楼源流考，以告有保存国粹之责者。

学术资源的优势与学术发展适成正比，使日本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领先一筹，直到20年代中期，桑原骘藏评介陈垣著述时，仍认为中国史学与国际学术规范距离太远。

[19]而陈垣则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

两人只能相对叹息。

[20]这样强烈的反差，激励中国学者努力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