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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国 声应气求（第3页）

[11]外，还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思想的研究介绍，在《东光》《新民》《新生》《文艺时代》《如是》《文艺公论》《东明》《东亚日报》等报刊先后翻译中国的传统及新编戏曲《西厢记》《琵琶记》《东厢记》《四弦秋》《桃花扇传奇》《马嵬驿》和小说《水浒传》，发表了《水浒传》《五字嫖经》《红楼梦是非：中国的问题小说》《元曲概论》《从艺术上看西厢记及其作者》等论文，介绍评论中国、日本有关研究和翻译的得失。

如关于《红楼梦》的长篇论文，从分析作品的情节寓意、人物塑造入手，比较于《水浒》《金瓶梅》的特色，并重点评述了红学各派的观点，涉及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钱静方等代表性诸说。

[12]此外，他还撰写了《现代思想的源泉：老子学说大意》，叙述老子的生平学说，评介欧洲、日本学者如武内义雄等人的研究进展和趋势[13]；翻译了章炳麟的《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问的发达》，主张借他山之石看待中国固有学问。

[14]

梁建植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评论，既批评旧礼教压抑人性的正常发展，又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他认为文学的反抗精神象征着现实生活的穷促，因此帝俄时代和最近中国的文坛生机勃勃。

礼教本来是为了帮助人性的适当发展，但过度钳制，则导致相反效果。

压抑与缠足，即为变态的证明。

《西厢记》等作品显示对旧礼教的反抗和对人性的正当追求，是人性从礼教下解放的凯旋曲、纪念碑。

[15]这与中国的新文化尤其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主张较为合拍。

和梁氏同为非海外文学派重要成员的丁来东也撰文称：中国新文学勃发之际，一度盛行全盘否认古代文学，后来整理国故热，重新发现古文学的价值。

胡适等人依据文学的用语评定优劣，周作人和郭沫若等则主张根据作品的内容。

中国文学与西洋诸国比较，各有长短。

中国文字为文学的表现器具，重象形表意，意味深长，因而诗歌发达。

但叙事诗较西洋为少。

近来重视民间文学，则发现弹词等长篇叙事诗。

[16]

当时朝鲜思想界的一般倾向是着重反儒教以求精神解放。

据1918年到汉城的蒋梦麟描述：“如果说朝鲜青年对日本的态度是仇恨，那么对中国的态度就是鄙夷。

年老的一代惋叹充满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

[17]1920年7月创刊的《废墟》杂志，即从泰西、儒教和朝鲜古文化的关系立论，认为：现在地球上仅泰西一隅文化灿烂，一旦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新思潮起而改造社会，泰西文化将弥漫全世界。

努力改造贫弱精神各方面的运动，将作为各种新事业建设的一部分。

欲使本国文化于世界有所贡献，令祖先的思想事业影响人类的幸福，就必须解放思想。

所谓解放，是从守旧的儒教思想和顽固的礼节下解脱出来，从非科学的教育的班阀主义走向自由发挥才能。

现在朝鲜青年复活过去固有文化的暗光，对于将来第二代青年的生活，现今自己的生存价值，以及迈向新时代的路程计划，都十分必要。

[18]这显然是希望摆脱儒教的束缚，使朝鲜的古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接榫。

1922年金昶济以《儒教与现代》为题，评论当年中国和日本一些地方举行纪念孔子逝世2400周年的祭典，作者对中国言论界倾向于反孔颇有同感，认为孔教过去为东洋道德基础，但现在对社会的支配力已经降低，应当追求新的道德观念。

[19]后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予以驳论。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局限及其调整变化，朝鲜人士也予以密切关注。

1928年丁东从北平报道：五四以来提倡文学革命，以白话代文言，但接受西洋文学，多由日本间接转手，所介绍的古典、浪漫、表现、未来等各种主义，全是“抄书著作家”

，以耳代目，创作多为模仿，批评也杂乱无章，成功者只有周树人、作人兄弟等少数人，《小说月报》则主张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