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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在结盟（第3页）

[16]

在中日两国考古学界彼此沟通之下，1926年6月，滨田耕作和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来北京，双方正式结成东方考古学协会。

[17]1926年6月6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公教大学召开第四次恳亲会，小林胖生应邀出席，并发表关于其古代箭镞收集和研究的演讲。

[18]6月30日，以北京大学第二院为会场，召开了东方考古学协会的第一次总会即成立大会，中日双方联合举行公开讲演，并得到中日及欧洲学者的祝贺。

其会则规定：该协会的目的在于交换知识，以谋求东方考古学的发达；研究结果将以日、中、欧三种文字发表；隔年于日中两国轮流召开研究总会。

[19]此外，选举了委员、干事。

7月3日，东亚考古学会的日本人士归国前在北京饭店设宴答谢中国学者，出席者有沈兼士、沈尹默、张凤举、徐旭生、陈垣、林万里、罗庸、翁文灏、李四光、马幼渔、朱希祖、裘子元、黄文弼、顾颉刚等，其中多数为与北大相关而热衷于考古事业的学者，当是参与东方考古学协会的骨干。

[20]

按照双方约定，1926年秋将在日本召开第二次总会，并借此机会，举行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因预定出席的中方学者有所不便，耽搁下来。

[21]1926年11月，岛村孝三郎等再度来北京，与中国考古学者协商，定于明年3月开会，并邀请中国学者派人赴会。

[22]1927年3月27日，在东京大学召开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回总会，同时举行中日学者的公开讲演会。

中方讲演者为北京历史博物馆编辑部主任罗庸、北京大学教授马衡、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讲题依次为“模制考工记车制述略”

、“中国之铜器时代”

、“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

，日方讲演者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池内宏，讲题为“支那之古玉器与日本之勾玉”

、“汉人之缯绢”

，池内原定讲乐浪出土之封泥与朝鲜古史的重大事实，后因病未写成文。

另外担任东亚考古学会及东方考古学会干事的小林胖生也随同赶赴东京。

[23]

中国学者在东京参观了帝室博物馆、东洋文库等学术机构，并访问京都、奈良、大阪等地。

4月上旬，沈兼士、马衡、罗庸取道朝鲜归国，途经汉城[24]，在儿岛献吉郎、高桥亨、以及小林、高田、森等日本学者的介绍陪同下，参观了京城大学、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李王职雅乐部，并到清云洞观看韩巫舞。

其中李王职雅乐令中国学者们感慨万千。

聆听了乐师们为中国学者演奏的七首具有代表性的雅乐作品，中国学者一面谈论“礼失而求诸野”

，一面却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作为“闻雅”

的报告[25]，此行沈兼士等人带回有关考古、博物、图书、绘画、雕塑、建筑、地理等印刷品共计78种，丰富了该所的文献图像资料。

[26]

1927年夏秋，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强行改组北京大学，企图取消研究所国学门。

叶恭绰在师生的请求下，向教育部长兼北大校长刘哲提出改组为国学研究馆，叶出任馆长，下设总务、研究、编辑三部，其研究部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艺术及其他七组，导师增至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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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28日至29日，东亚考古学会在京都召开第二次总会，并举行公开讲演会，中方亦派北京大学国学馆导师马衡、刘复以及馆长叶恭绰的代理阚铎等人出席。

会期第一天为东亚考古学会总会，于乐友会馆召开，报告该会进行的事业，并观看貔子窝发掘以及朝鲜庆州古迹调查实况的电影。

次日上午到京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参观貔子窝发现遗物，午后举行公开讲演。

马衡、刘复的讲题分别为“戈戟之研究”

、“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

，日方演讲者高桥健和小川琢治（代法国学者E.Lit宣读从天津寄来的论文）的讲题分别为“日本上代の马具より见たる大陆との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