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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在结盟（第2页）

[8]东洋音乐史权威田边尚雄据说是“在中国学术讲演中，与人铭感最深的日本学者”

之一[9]，他边演讲边播放自己携带的“兰陵王破阵曲”

等几种中国古乐唱片，很受听众欢迎。

[10]

1925年1月，来华考察的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应邀在北大国学门讲演“风俗品的研究与古美术品的关系”

。

[11]后来顾颉刚等人呼吁保护江苏吴县保圣寺的杨惠之塑像，即得到大村西崖的响应。

他于1926年春专程前来考察，回国后写成《塑壁残影》一书，引起叶恭绰等人的关注，经过努力，终于修成保圣寺古物馆，移像其中。

1925年北大筹建东方文学系，固然出于研究日本的时势需要，但也不无东方文化事业这一背景的影响。

中日学术交流升温和北大积极的对日态势，使得急于找到合作伙伴的日本考古学者自然把目光投向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

1925年，滨田耕作和负责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原田淑人以及朝鲜总督府的小泉显夫、原来满铁的岛村孝三郎等人，鉴于日本考古学研究机构基础不好，如东京大学的考古标本室很乱，也没有什么书，欲图振兴，希望与中国学者合作，以便参与殷墟等处的实地发掘。

他们选中北大国学门的考古学会为合作对象。

日本原有的考古学协会，不是由大学的专门考古学教授及其教研机构组成，与北大考古学会的性质不同。

为了寻求对等，日方遂筹划以东西两京帝国大学的考古学机构及教授为核心，组织东亚考古学会。

该会的发起人有担任委员的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池内宏、羽田亨，常务委员滨田耕作、原田淑人，干事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12]，计划将来扩充到所有公私立大学的考古学专任教官和研究室，但对大学以外的团体加入该会，鉴于中方的北大考古学会未予承认，暂不考虑。

只是作为个人会员，则不论是否属于其他团体，均一视同仁。

其会则明确规定，以东亚各地的考古学调查研究为目的；如有必要，可与中国方面性质相同的机构联盟。

可见其预期目标即与北大考古学会结盟。

滨田耕作在两年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对此明白宣示，不加隐讳。

[13]

坚持以大学的专门学者与机构为限，很可能不仅表现了日本学者的自律，更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日方其他机构乘机插足以图混水摸鱼的警惕。

因为在东亚考古学会的筹备及此后的活动中，日本的朝鲜总督府和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起着重要作用，满铁和关东厅也积极介入。

1916年，日本殖民当局在朝鲜京城设立博物馆，开始为期五年的古迹调查事业计划，主管机构为日本枢密院。

在后来兼任古迹调查主任的关野博士的主持下，发掘乐浪郡汉墓，所得丰富宝藏令世界震惊。

关野到欧洲访问研究期间，滨田耕作和原田淑人出任调查委员。

1921年，朝鲜总督府设学务局，将本来由枢密院管辖的朝鲜半岛古迹调查事业移交该局负责，成立了古迹调查课，从事调查和保存。

[14]1931年，以学术振兴会为核心主干成立的朝鲜古迹研究会，继续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会的事业。

[15]而关东厅和满铁，则积极参与了后来东方考古学会的考古发掘活动。

东亚考古学会于1925年秋组织完毕，但尚未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便直接寻求与北大考古学会结盟。

当年9月下旬，滨田、原田乘再度发掘朝鲜乐浪汉墓之机相继来华。

这时中国各地的国学研究机构十分重视方兴未艾的考古学，希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合作支持。

滨田、原田等人与北京学术界广泛交流意见，“以为东方考古学之研究，非中日两国学术机关互相联络不易为功”

，并举行学术报告会，得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的马衡、沈兼士、陈垣以及朱希祖等人的积极响应，双方决定合组东方考古学会。

为此，日方首先邀请马衡访问朝鲜，参观当时引起国际学术界瞩目的乐浪郡汉墓发掘。

10月中旬，由研究地质、热衷考古的大新矿业公司理事小林胖生垫付资助，马衡由留学北京畿辅大学的智原喜太郎陪同翻译，如约前往朝鲜，先后参观了乐浪郡汉墓、江西郡高句丽时代的古墓壁画和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与京都大学教授天沼俊一、东京大学教授村川坚固、田泽金吾、朝鲜总督府博物馆馆长藤田亮策、小泉显夫、京城大学预科校长小田省吾、教授名越那珂次郎、高田真治、黑田干一、东京美术学校讲师小场恒吉、新泻高等学校教授鸟山喜一等交游畅谈。

归国后在北大国学门举行演讲会，报告此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