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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在争胜（第2页）

[8]

但此说似还有潜因未曾触及。

其一，讲方法是胡适一生治学的主宰[9]，《胡适文存》第1集出版时，他在自序中就强调：“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目的却很简单。

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

《水经注》案充其量只是案例的不同。

至于宣传效果，并不一定优于其他。

其二，尽管胡适提倡科学方法，其治学不外传统的训诂、校勘和考据[10]，其实正渊源于戴震开创的乾嘉朴学。

而同样推崇戴震经史之学精的王国维，无论从哪方面看，朴学功夫都比胡适有过之无不及。

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方法异同之争。

除非胡适的目的并非以自己的治学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角逐，而是在同一方法之中争个彼此的优劣高下，谋取这一方法营垒的盟主位置。

这是改换案例的唯一好处，也正是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的根本动机所在。

也许王国维并非胡适矛头所向的唯一对象，但至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提倡整理国故，是胡适生平所抱的三个志愿之一，另外两项为提倡新文学和提倡思想改革。

但直到1930年年底，胡适仍自称“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我的定论”

。

[11]此言固然可以解释为胡适的自谦，治学方面还可说是但开风气不为师。

不过，作为整理国故的倡导者，胡适治学的具体成就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鲁迅和郭沫若都曾直接间接地批评鼓吹者其实不配整理国故，而不约而同地将真正国学研究的桂冠戴到王国维的头上，称赞其方法的地道和优秀。

[12]所批评的对象不一定包括胡适，但褒奖也没有胡适的份儿。

王国维在世时胡适也许还服气，待到他坐上中国学术界领袖的位置，恐怕就不那么自在了。

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引发胡适欲与已故的王国维争胜的契机，应是1933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华。

伯氏是国际汉学祭酒，巴黎学派正统领袖，胡适早就知道“他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

[13]，并与之有所交往。

胡适一直鼓吹学习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科学方法，以“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

。

[14]但伯希和这位真正能够代表国际汉学界的大师，却并不认为胡适是代表中国学术与世界潮流沟通的适当人选。

离京前，伯希和在火车站对前来送行的中国学者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说：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

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伯氏此番来华，目的之一，是调查中国近年文史学的发展，“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

。

[15]这在当面听来的胡适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而且伯希和并非偶尔吐真言，他一再于公众场合声明此意。

据梁宗岱回忆，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我照话直译。

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

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