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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在争胜（第3页）

’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

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

。

[16]梁、胡交恶别有隐情，所记胡适对伯希和评语的反应则较为近真。

胡适选择王国维而不以陈垣为对手，揣度原因，一则陈垣仍然在世，且与胡适新派的关系甚好，胡不愿与之结怨[17]；二则陈垣严守史学界域，所治中外关系史，为胡适不大熟悉，而且少有动气之作。

王国维则横跨文史哲，情感与理智冲突激烈。

一旦胡适落花有意，便不时发现可议之处。

他曾经指出：

静安先生治经学小学则甚谨严；治史学也甚谨严。

但他的《曲录》则甚不谨严。

……用最严格的校勘考证方法来研究小说戏曲，实始于胡适之、孙子书。

[18]

事实是否如此，人言言殊，胡适争胜之意，则溢于言表。

重审《水经注》案前胡适欲针对王国维的《博士考》错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他函告王重民：

此题旧有绩溪胡秉虔一文，静安先生颇讥评其多错误。

现在还得一个绩溪胡某人来讥评王先生的大作，你不要笑我有心替绩溪老辈报复吧？[19]

两案情节如此相似，令人疑心胡适有意罗织罪名，借题发挥。

伯希和来华前半年的1932年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PrussianAcademyofSce）函聘胡适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

当时中国报纸称：“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齐名。

该学院会员，能为世界著名之权威学者。

柏林大学教授佛郎克近在该学院提议，通过选举胡适博士为会员，实为东亚第一人。”

一时甚为轰动，教育部长朱家骅代表中国学术界致电申谢。

[20]胡适复函也说：“这是在世界学术界的最大的荣誉之一种。

我这个浅学的人很少贡献，这回接受贵会这样奖掖，真使我十分感激又十分惶恐。”

并以羊公鹤的典故，表示将努力在学术上多做贡献。

[21]

不过，胡适获此殊荣，来历却颇为曲折。

据深知内情的蒋复璁说，1930年他在柏林见到福兰克（OttoFranke）时，后者称：“法兰西学院已经举了罗振玉先生做通讯员，我们——普鲁士学术院本想举王国维先生做通讯员，可惜死了。”

问有什么人可举，蒋提出章太炎，但佛兰克毫无所知，“他要这个人的学问是贯通中西的，要外国人知道”

，于是蒋举胡适，得到赞成。

后蒋向胡适取得全部著作及经过提议审查及通过，足足费了一年多时间。

[22]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屡屡推崇王国维和陈垣，而绝口不提胡适，或是有所为而发。

他于1926年在法兰克福曾公开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这次大概是隐指所举非人吧。

胡适后半生倾全力治《水经注》公案，多少有力图表演长袖善舞之意，以免连补王国维缺的资格都不具备。

只是那种过于专门的研究，并非四面出击者力所能及。

曾经以考据为拿绣花针做玩意儿的胡适，不得不下磨铁杵的功夫，结果还是事倍功半。

史料愈近愈繁，近世与近代史真相之难求，绝不下于古史，与胡适原来以为“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