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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在争胜（第4页）

[23]之说迥异，这倒是胡适此一尝试留下的宝贵经验，足以令一味偏重古史的学术界有所觉悟。

胡适一生都在讲治学方法。

唐德刚先生批评胡适“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

，但承认其治学方法集中西“传统”

方法之大成。

[24]胡适本人则十分清楚，这一身份在西方汉学界尚未得到认可。

1929年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Hedin）提议推举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展望杂志》又以“发明简体话文”

为由推举胡适进入100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所重都不在学术方面。

[25]德国汉学界虽然拿他补王国维的缺，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推荐人佛兰克的学术水准颇有异词。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请的外国通信员德国的米勒（F.W.K.Müller）去世，有人建议补聘佛兰克，陈寅恪反对说：“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

[26]则佛兰克的推重在国内外学术界均不足为凭。

伯希和的熟视无睹，令胡适更加急于总结其独门功夫，以巩固禹域以内的权威地位。

因为所谓世界学者，不仅享有社会名声，更须影响治学途辙。

如陈寅恪称颂陈垣和王国维，其著作对于学风流弊，“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

；“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

[27]这是连胡适的朋友门生也有口皆碑的。

与胡适重审《水经注》案关系密切的王重民，以及胡适本人承认和自己同具以严格校勘考证法治小说戏曲首功的孙楷第，均以陈垣为当世“实浮于名”

的“百代之英”

，“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

。

[28]胡适欲与之比肩，精博高厚均可望而不可即，只好想方设法，别开生面，从自己擅长的科学方法下手。

[1]《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6日。

[2]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94页。

[3]1934年8月7日致丁声树，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624～625页。

[4]1935年7月26日致任访秋，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651～652页。

[5]1943年4月5日致王重民，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884页。

[6]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960、963页。

[7]方利山：《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

浅议》，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128～138页。

[8]《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143页。

[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9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6章注2，132～133页。

[11]《胡适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

[12]1922年11月6日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杂文《不懂的音译》（二）中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