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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精与博通（第2页）

所以陈寅恪虽然加入史语所，其与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实有一定限度，相异的一面，要从他与各种非主流派的关系及相互品评中才能看得清楚。

1933年11月，陈寅恪曾致函傅斯年，郑重推荐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即将归国的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或北京大学史学系，函谓：

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具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

张君颇年少，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

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

陈寅恪写过不少推荐信，但如此推重者则绝无仅有，相信张荫麟确系其心目中的学术传人。

而傅斯年在用人方面一般相当注重陈的意见，这一次却意外地不予采纳，借口“此事现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

[6]，推给北大的胡适和陈受颐。

后来张荫麟连北大也没有进，还是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

依照当时情形，除非张本人不情愿或傅斯年不赞同，否则无论是北大还是史语所，均非难事。

傅斯年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张荫麟的治学路线有所保留，而这也是他与陈寅恪分歧的关键。

傅斯年极希望拢入所内的陈垣，也主张专门学问，早期著作多为寻空蹈隙，提出重要问题，与傅斯年的旨趣相当接近。

他始终不肯为史语所专职，人事关系的因素外，对傅斯年的极端主张有所保留恐怕也是顾虑的要因。

傅氏的专精断代，有不顾前后之嫌，陈垣的“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

[7]，则并不反对“博”

，他本人的著述，也不限于某朝某类。

其后来著作，仍以“竭泽而渔”

之法搜集大量罕见史料，但与陈寅恪一样，极其重视正史和《资治通鉴》，精于考证而不以考证为目的，认为治史以明义为终极目的，而且作考证时也不可不明义。

[8]二陈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钱穆等人的支持，而与史语所的离异。

尽管钱穆对主流派的不满以及别树一帜的意图相当明显，置身学术圈内，顾及人事纠葛，仍然有所隐讳。

直到50年代在香港创办新亚研究所，相对独立于派系纷争之外，其言论才由曲笔而直白。

在《新亚学报·发刊词》中，钱穆公开对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派分直截了当地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批评，锋芒所向，直指史语所的宗旨方针。

此文为“昭示来学者之方向与准绳”

，“差免门户之见，或有塗辙可遵”

，可谓其早年调和汉宋之远大抱负的集大成。

他开章明义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不断发生由汉宋之争变相而来的争议，“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

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

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

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

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

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

。

对于两派的分歧，钱穆一方面批评当时学术界的大病，“在于虚而不实”

，“一般新进，多鄙薄学问知识，而高谈思想理论。

不悟其思想理论之仅为一人一时之意见，乃不由博深之知识来。

其所讲知识，皆浅尝速化，道听途说，左右采获，不由诚笃之学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