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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精与博通（第3页）

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始可谓之真学问。

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得有真思想与真理论”

。

反对将思想与理论视为脱缰之马，任意驰骋，不受控制。

而主要矛头，则指向重考据专门的主流派。

钱穆承认成学立说须重明据确证，而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

，否则，空言义理，争是非，势必成为意见与意气。

然而，如果只将书籍当作一堆材料，而不视为学问之对象，就会一味找前人之罅缝与破绽与间隙，“最好是书有不可信，否则觅人间未见书，此所谓未经发现之新材料。

因谓必有新材料，始有新学问。

此乃以考据代学问”

。

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到窄而深的研究，其初衷虽然广大，但不识学问大体，“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互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

。

欲为中国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须将两种趋势，会通博综，冶于一炉，考据义理并重，中学西学兼容，通学在前，专精继后，先识大体，对治学问的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进而为窄而深的研讨。

[9]

调和汉宋，为晚清学术的普遍趋向，此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以一人之力会通博综；其二，同一时代两派兼容。

前者可遇不可求，阮元、陈澧等人的努力并不为各派所认可，以为有牵强附会之嫌。

钱穆后来治学也偏于义理，所提论点，虽实有理据，仍往往如天马行空，与被称为史学一大中心的史语所不相合拍，因此长期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直到1968年才当选为中研院院士。

此事严耕望称为“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10]，也只是默认而已，并未达到兼容沟通的境界。

其实，钱穆虽然认为学问的提高“并不重在材料搜辑，及方面之推广，更重者，乃在其根源处加高加深，俟此方面培养深厚，则材料方面，自可迎刃而解。

须知同一材料，须视运用者之学力识力而判决其成绩。

今之学者，所患正在不于本源处登高入深，而只忙于方面之开扩，材料之累积，则尽日穷年，终无成就而已”

，明显针对主流派的“途辙”

，但他本人自认有“考据癖”

，要人治学于天分以外，必须济以功力，40岁以后当力求专精，治理学须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对自己的等身著作也以《先秦诸子系年》为贡献最大，可与古人相拟，与主流派的见解并无根本分歧。

[11]

钱穆的弟子而被傅斯年选入史语所的严耕望也主张既要专精，又要相当博通；断代研究，但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而且明确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

这些如果不是异端，至少是在修正傅斯年所提倡的史语所旨趣以及受此影响而形成的时代学术风尚了。

只是以个人之力而会通博综，极难达到，更不易把握，近代学术史上，惟陈寅恪的“讲宋学，做汉学”

庶几近之。

晚清以来，学术的代际兴替好走极端，民国尤甚。

太炎门生取代桐城文派，史学革命又推翻浙学一统，都是否认继承（对再上一代倒可以认同），而夸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