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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古人学习言说的方式（第5页）

这样的提法了。

因为在古人看来，所谓“物”

即人眼中之物，与人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至于那种纯粹的客观存在，在古人那里是不感兴趣的。

总之，人文领域中的一切言说，中国古人的一切言说，都是关于意义的问题，而关于意义的问题是不可以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化的、客观知识论的方式来思考和谈论的。

中国古人永远生活在意义的世界中，从来没有建立起纯粹的客观知识论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这对于自然科学的生成与发展是有害而无益的，但对于人们关于存在、人生的价值、美感、艺术与情感的世界、人与世界的相通性、道德理想等话题的思考与言说却有着重要参考意义，至少是一大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其三，寻求意义而不追问“真相”

。

中国古人不喜欢探问事物的纯客观的“真相”

，而总是在物与人或人与物的相通处来发问。

因此，就运思与言说的出发点来看，中国古人就有别于西方传统。

例如，中国古人为什么不会提出“美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这就与思考与言说的出发点直接相关，首先，中国古人对离开具象的抽象不感兴趣，而“美是什么”

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设问，超越了世间一切具体的美的事物，试图寻求决定美之为美的那个普遍性，实际上是无解的；其次，中国古人从不相信在具体事物背后隐含着一种真相或本体、本质，从不鄙视眼前那鲜活的、具体的、感性的事物，认为这就是天地之道的呈现方式，此外并无更根本的决定者。

而“美是什么”

又是一个典型的“本质主义”

设问，试图寻找那个本质的“美”

，一般的“美”

，普遍的“美”

，自然是走进了思维的误区。

在中国古人眼中，唯有那些与人的生存具有关联性的存在物才是值得关注的。

宇宙即人的大身体，而人亦为宇宙之组成部分，在这种统一性中，古人创建了一个活泼泼的意义世界。

（二）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中国古代文论基于中国古代独特的运思方式与言说方式，也显示出某种现代文论无可比拟的独特品格与价值。

这就是它善于对不可言说之物进行有效的言说。

所谓不可言说之物是指那些任何具体概念或命题都无法穷尽其内涵的心理的、精神的存在状态。

一种感觉、意绪、情思，或呈现于诗文书画之中的某种意象、意境、格调、韵味，都属于那种“说似一物既不中”

的东西，几乎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达出来，然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这都不成其为问题。

这说明中国古代文论的运思与言说方式的确有高出今人之处。

下面我们做一点“文本分析”

，看看古代文论的奥秘究竟何在。

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

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

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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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唐代诗僧皎然对谢灵运诗歌的评价。

据说皎然是谢灵运之后，故其中难免溢美之词，我们感兴趣的不在于这段评价是否准确，而在于其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