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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古人学习言说的方式（第4页）

——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

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中，人们普遍认识到在人文研究领域，意识和自我意识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发生学结构主义文艺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吕西安·戈德曼（Luan）所说：

人文科学中，即使在相当一般的层次上接触任何问题，人们都会发现他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研究者本人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他自己所要研究的部分。

同时，他也还扮演着超群的角色，并在详尽地阐述其精神诸种范畴（让·皮亚杰已在多种层次上表明了这个境地的存在，其中特别是在各门学科及其独立性的划分上）。

[21]

这无疑是对人文领域之特殊性的准确把握。

而在中国古人这里，这一在西方人那里通过长期反思方才发现的道理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朱熹谈及对“天理”

或“道”

的把握时说：

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须是向自身上体认教分明。

如道家存想，有所谓龙虎，亦是就身上存想。

[22]

又说：

理不是在面前别为一物，即在吾心。

人须是体察得此物诚实在我，方可。

[23]

戈德曼与朱熹之所说显然有相通处。

研究者与其所研究之物不是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彼此交融的、互渗的，甚至是浑然一体的关系。

根据哲学阐释学的观点，这里的关键在于研究与被研究、阐释与被阐释同为人的存在状态与行为状态，而且二者往往还是同一历史传统中的存在物。

这就使得意识与自我意识、研究与反思难以分拆地交融在一起。

由于某种原因，中国古人从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在天与人、物与我、国与家、天下与匹夫之间总有一种扯不断的关联。

在古人眼中，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所由生、所由长的那个“道”

，其实也在人的心里：道家讲“为道日损”

，讲“坐忘”

“心斋”

，儒家讲“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讲“心即理”

，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立意的。

因此“合外内之道”

——在自家内心与万事万物相通处定规则、立标准，有所言说——就成为古人运思与立言的基本精神。

这样的言说总有一种“物我不分”

的特性，如儒家讲的道、理、性、命、诚等核心语词，都是兼及内外、物我的，即使是“心”

，也并非纯粹的主观概念，而是包含着“物”

在内的，否则就无法理解“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以及“心外无事”

“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