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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古人学习言说的方式（第7页）

通过那些具象词语的巧妙使用，言说者一方面规定了接受者生成经验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丰富了接受者的经验。

例如，汤惠休说“谢（灵运）诗如芙蓉清水，颜（延之）诗如错彩镂金”

，这一说法的含义固然须借助于接受者或解释者关于谢诗与颜诗的阅读经验的印证方可得到有效传达，但接受者通过这样的说法还是会对谢诗与颜诗产生某些新的经验（如荷花与谢诗的相似性），因为这种说法是前所未有的，并生动形象、意蕴丰富的。

中国古人的为学与古代文论的运思及言说方式极为相近，二者是同一深层知识论模式的产物。

简单说来，这种知识论模式就是前面提及的“合外内之道”

（《中庸》）的，即在物我相通处思考和言说的。

这是所谓“天人合一”

最深层的意义。

对此意义宋明理学家们知之甚深。

朱熹说：

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

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

而今人道理在这里，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27]

孔子的“为己之学”

，孟子的“自得”

“有诸己”

，二程的“居敬穷理”

，陆象山的“自作主宰”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致良知”

，从阐释学的角度看，都是强调在“格物致知”

的过程中激发起自己内心中本自具足的道德意识。

为学之道不在于知道他人说出了什么，而在于自己得到了什么。

禅家将这种传达方式推向极致，以至于要“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见性成佛”

。

这里的奥妙正在于经验或完整心理体验的传达而不是知识的传授。

在特定语境中，古人找到了这种传达经验的有效方式，借助于看上去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语词在接受者那里激发起某种其所预期的心理效果。

因此古人对文本的解读本质上不是接受，而是创造。

就文论而言，言说者不是要传达某种关于诗文创作的规则与定义，而是传达一种特定的审美体验，由于审美体验是朦胧而复杂的心理状态，世上并没有一种语词可以准确概括它，于是人们就创造出了一种“迂回”

的表达方式，“就是通过迂回保持言语‘从容委曲’：以与所指对象保持隐喻的距离的方式”

。

[28]所谓“保持隐喻的距离”

，就是不直接说它是什么，是怎样，而是描画一种情境、状态、氛围，一步一步将接受者引导到特定心境之中。

这种表达方式本质上不是理论的，而是诗的，用叶燮的话说就是“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

[29]，这是一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的高明的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