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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人阶层的产生（第2页）

据《礼记·王制》载，在任命士人官职时，要经过严格考选：“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

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

[2]士所受教育的基本内容，据《礼记·王制》和《周礼·地官·司徒》载，乃为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六艺”

。

因而西周的士实为彼时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同时又是贵族宗法制社会的主要维护者。

然而，西周的士虽然是文化的承担者，但他们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却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值得重视的贡献。

这是由于他们作为一个贵族阶层被纳入一个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中，在政治上有稳固的地位，在经济上有可靠的收入。

这就使他们将维护现存制度当作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在文化上极少具有创造性与进取性，当然更缺少批判性。

他们所承担的礼乐文化是周初统治者制定的（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固不足尽信，但礼乐文化乃周初统治者在殷商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而成，则无可怀疑），对此他们并没有更多的补充，只是守成而已。

因此，在西周时期，士人阶层并没有独立的文化意识，也不从事独立的知识生产，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

西周自夷王始便开始走向衰微，经厉、宣、幽诸王，由于严允、西戎等外族的侵扰，再加上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至平王时已无法维持，终于由镐京而迁都洛邑。

东周——春秋战国的五百年间是中国政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一变化的根本之点是宗法制度的破坏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而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的巨变导致了一个新的士人阶层的产生。

最初这一新的士人阶层的主要成分是破落贵族。

社会的动**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使许多贵族降身为民，他们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唯一所有只有文化知识了。

贵族的破落，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如《秦风·权舆》云：

於我乎！

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

于嗟乎！

不承权舆！

於我乎！

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

于嗟乎！

不承权舆！

诗的作者当年居室、饮食都十分讲究，现在却连饭也吃不饱了。

又如，《邺风·北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

终窭且贫，莫知我艰。

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