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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对君权的态度（第2页）

“养吾浩然之气”

“自反”

“践形”

等修身功夫，都是为了使自身达于道德的完满自足，从而生发起一种势不可当的主体精神力量，然后去要求、影响、引导君主——格君心之非。

也就是说，要借助于个体精神价值（道）去制衡至高无上的君权（势）。

因此，对儒家而言，自身修养、心灵提升除了心灵自我拯救的意义外，还具有积累制衡君权的资本之意义。

在孟子看来，由于士人靠修养而获得强大的主体精神力量和高尚的人格境界，因此当他面对君主时就能够保持人格尊严，而保持这种人格尊严的目的依然是更有效地规范、引导君主。

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

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尽心上》）又说：“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夫义，路也；礼，门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孟子·万章下》）这一方面是要求君主礼贤下士，另一方面是要求士人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要趋炎附势。

孟子认为只有这样士人才能成为“王者之师”

，才能以己之“道”

，抑彼之“势”

，并进而实现士人的社会理想。

“道”

是虚的，“势”

是实的；“道”

是士人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抽象概括，“势”

是君权的异名。

在政治系统中士人无力制约君权，他们就凭借文化系统来完成这种制约。

“道”

本是士人主体意识的产物，但士人又赋予它以某种超现实的客观自在性，于是士人高标一个“道”

，便感觉自己的文化制衡活动获得了某种神圣性，具有了可靠的价值依据。

这样一来，“道”

又反过来成了支撑士人主体精神的超越力量了。

这就像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

本是他对宇宙本体进行追问的产物，是心造之物，但它一经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出现，却又成为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石一样。

孟子以“道”

自任，并借“道”

之力来抗衡君权，这就使他有足够的勇气将君主作为一个对象来审视。

总括孟子对君主的态度基本不出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二是抨击、痛斥。

对于善根未泯的君主孟子有足够的耐心去循循善诱。

例如，对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就是这样。

他极力从一些细小之事上证明他们有成为贤德仁惠君主的可能，并以“一天下”

为诱饵以激励之。

同时，孟子还为这些君主制定了一套“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