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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2页）

我自己的硕士论文《胡居仁与陈献章》就是一典型观念史的做法，[6]如果我反问自己为什么撰写博士论文时会有如此大的转变？我知道这与我所接受的史学训练以及20世纪下半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高涨而思想史相对衰微的现象息息相关，不过即使面对着如此亲身的经历，我也无法清楚理出其中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

我的反省也呼应着许多对史学研究反思的文章都会论及的：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与观点本身有其特殊历史性，总是受到其他研究的刺激和影响，而且其间复杂的关系恐怕永远无法被全面、如实地理解与重构。

传统学术思想史以精英学者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所欲探讨的主要是学者心灵的意图和思想的内涵。

这样的研究取径有其特有的历史性与哲学基础，WilliamBouwsma认为西方唯心主义传统中，以人的思维能力（i）为人格最高表现，又因为精英占据社会最上阶层，许多人相信精英的思想是塑造世界进步的重要动力，因此也成为史学研究的焦点。

[7]不过，自从社会史、文化史在史学界的快速窜起，加上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哲学中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不仅整个史学研究与书写面临重新定位与反省的迫切性，学术思想史更是首当其冲。

毕竟传统学术思想史以精英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如今从传统研究的对象“文本”

到分析的方法都面临颠覆性的挑战，思想史的衰微（或应该说转化）几乎不可避免。

关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根据LynnHunt的观察，主要与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关。

20世纪50和60年代的马克思史学家开启了一波为庶民作史的风气（historyfrombelow），史学写作的对象不再集中政治领袖和思想精英，扩及社会各阶层、种族，以及妇女的日常生活层面。

年鉴学派史学的心态史研究或所谓的“总体历史”

（totalhistory），则预设了一个有机整体的社会，强调以长期、功能性、结构性的研究来掌握社会的整体结构与历史的大趋势。

年鉴学派重视总体的方法论本就有欲综合各种学科方法的企图，学派从创立之初即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有密切的交流。

同样于20世纪下叶在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也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直接影响。

这些深切影响着20世纪历史解释的不同流派都共同具有对方法论普遍解释效用的信念，也同样有着将史学向社会科学靠拢的趋向。

[8]

然而，无论马克思主义对阶级、下层上层结构的看法，或年鉴学派对“社会”

有机整体和社会结构三层论的假设，或社会史研究中对精英庶民、生产消费、真实再现等明确的二分法，晚近都引发许多质疑与反思。

而当一切区分范畴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之后，过去论述所预设的任何自主性、稳定性亦遭瓦解。

[9]过去史学研究及某些学科的分类基本上建立在对文本自主性和稳定性的确信上，但在这一波解构思潮的冲击下，文本脱离作者创作意图的制约，与文化中其他各类文本（包括文字、象征、图像、仪式、实践等）交互关联（iy），形成一毫无裂隙、不可割裂的网络，甚至文本在与读者对话的过程中，不断转化变形。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史的盛行，[10]也是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衰微。

毕竟过去思想史研究的范畴边界不再，因为文本不可能独立于其所生产的社会文化脉络，从与其他不同文本之间的交互作用中被切割出来，而文本生产的社会文化脉络也无法被重构，因为所涉及的只是不断彼此指涉的关系。

不仅如此，每个文本在其与读者对话的漫长历史中又都带有极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效应史，任何诠释者在与文本相遇时，尤其是与一种经典性文本相遇时，总是无法逃避文本复杂的效应史；而且，正如人无法逃出历史和语言一样，诠释者本身亦不比文本更具自主性。

[11]

如果说史学研究是一种与“过去”

对话的工作，现在史学家所面对的是一经过重重再现、无法分割、难以确实捕捉的模糊“过去”

，且是一随着时间轴与时变迁，并关联于现在之自我的复杂对话过程。

从理论上言，通过后现代的洗礼，整全通盘可信赖的方法论已不复可得，现存的只是各种不同方法论与视角制约下，对真实的某种指涉与再现。

就史学研究的实际操作而言，面对文本的各类形式与众多数量，加上学科专业的分工与诠释的困难复杂，更让任何“整全”

或“比较整全”

的企图如同天方夜谭。

因此，目前对任何方法论与视角的限制与片面性应该是毋庸赘述的。

或许就像我们通过望远镜与显微镜观察自然世界，各有开隐也各有隐蔽，历史研究中微观或宏观、别异或求同等不同视角与探索的兴趣，应该也有类似的各自限制与贡献吧。

后现代理论带给历史学界的危机意识颇深，也引发许多史学家的反思与批判，不过，这样的冲击是否能够彻底改变史学研究重视史料和论据的习惯，或者瓦解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分际，恐怕尚言之过早。

[12]只是它带给史学家们认真反思的同时，也已对当今史学研究带来不可抹杀的贡献：包括以更谨慎的态度面对文本、对任何一种文本被研究的方法有更多元而开放的看法，也刺激了更具创造性的提问方式，进而引发各式新的组合发明文本的方式与跨学科的研究取径，等等。

这样的学术氛围对我这个初入历史学的研究生是有相当影响的，毕竟它所引起的热烈讨论，让所有置身人文学界的人不可能充耳不闻，虽然要厘清弄懂其间的辩论绝非易事，这本书也完全谈不上对这类问题的深刻反省，但我相信它对我处理文本的态度有重要的启发，对于当初我刻意要回避观念史的做法而采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径也有关键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