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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6页）

全章分为两个部分：（1）说明当晚明江南因经济和政治实力跃升为全国文化中心时，江右士人则更明显感受到不断被边缘化的危机，而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他们透过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以及倡导地方讲会活动，以文字、祭祀、讲学行动来型塑江右文化传统，也因此把阳明学更清楚而坚实地镶嵌入江右的传统之中。

（2）分别从“长期静修以明性的工夫进程”

“重视礼法且肯认名实关系”

“静肃的讲会氛围”

三点，来说明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

这三点不仅呼应着他们对江左讲学的批判——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虚寂而蔑礼法、多虚谈而鲜实行；也与其功夫实践的取向与思想内涵有密切关系，都是学者们认真面对当时学术风尚时，反思与实践的心得。

最后，叙述总是关系着作者的自我认同，我们在许多新儒家学者的发言里可以读出他们鲜明的认同，致力于发扬儒学的热诚，我佩服他们的使命感，也相信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致力于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对话，对促进彼此了解和学习有着重要的贡献。

[25]至于我自己，虽然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相当程度的文化认同和同情的了解，但始终不能单纯以一位现代儒者自居，更遑论作为儒学的代言人。

目前我觉得历史学所提供的一种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游移交错的方式、一种始终存在但却模糊的距离感、一种既认同又同时意识着差异的心态，以及一种借着学术论述形式进行着其实也关乎自我探索和发言的实践方式，是比较适合我的。

这或许正是我看待阳明学（者）也是看待自己的一种心情。

而既然定位在历史学，我对于将儒学本质化的论述没有太大兴趣，所欲凸显的反而是儒学在时间的向度上不断变易的特质，或是在特定时空下儒学被诉说、被实践的多重面貌。

[1]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其实呼应着整个史学在20世纪末的走向，关于传统思想史研究向社会文化史转向，以及思想观念史在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各种理论的冲击下所面临的危机与出路等问题，论著很多，可参考DominickLaCapra&StevenL.Kaplaneds.，ModerellectualHistory，IthaellUyPress，1982；RobertDarualandCulturalHistory，”

inMichaelKammeBeforeUs：poraryHistiedStates，Ithaell，1980，pp.327～354；DavidHarlaualHistoryaurure，”

AmeriHistoricalReview94（1989），pp.581～609等。

下文亦将再做简略讨论，关于美国及日本在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的转向，可参考BenjaminA.Elman的反省，《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2期（1992年），1～25页；陈来，《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见《哲学杂志》，31期（2000年），8～22页。

[3]概括而言，目前大部分关于阳明学的研究仍以学者个人生平与思想分析为主，不过晚近出版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则是对阳明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及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将阳明学置于当时政治社会脉络中讨论其发生的契机与后续的变化，虽然在内容上与本书并不相同，但在研究取径上有相近之处。

而福田殖、中纯夫和陈来对王门讲学活动的注意，也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福田殖，《罗念庵の“冬游记”

について——王门における讲学活动の一场面》，见《阳明学》，6号（1994年），2～27页；中纯夫，《王畿の讲学活动》，见《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26期（1997年），1～81页；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见《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53页。

至于阳明学相关学术著作，目前图书馆网络信息方便，我们很轻易可以找到上百种的著作，尚不论其他单篇学术论文，或关涉阳明学议题的晚明文学、教育、文化史学术著作。

本书所参考的著作，均列在书后。

[4]欧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阳明学研究回顾，可参见陈荣捷，《欧美之阳明学》，见《王阳明与禅》（台北：学生书局，1984），149～179页；1897—1988年中外有关阳明学研究的论著，见张克伟，《阳明学研究论著目录》，见《书目季刊》，22卷2期（1988年），91～139页；山下龙二对日本学界研究阳明学的综论，可见其《阳明学の终焉》，东京：研文社，1992，第一章《明代思想研究史》，9～94页；阳明学大系编辑部编的《阳明学入门》（东京：明德出版社，1991）中也有许多阳明学研究的介绍，且有朝鲜、日本阳明学的简介。

另外，晚近大陆学者的儒学研究成果，可参考郭齐勇，《中国大陆地区近五年来（1993—1997）的儒学研究》，见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篇》（台北：“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59～122页。

[5]例如，《明儒学案》中没有收录李贽，许多人都觉得是出于黄宗羲的偏见，而黄宗羲将深受王畿影响且为浙中学者的周汝登归入泰州学案内，也引人质疑。

参见JieZhao，“ReassessingthePlaceofChouJu-teng（1547—1629），”

inMingStudies33（1994年），pp.1～11；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见《“清华”

学报》，31卷3期（2001年），339～374页。

[6]为1989年台湾大学中文所的硕士论文，修改后的《胡居仁与陈献章》于1996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2009年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再版。

[8]LyheuralHistory，Berkeley&LosAngeles：UyofiaPress，1989，pp.1～22；在TellihaboutHistory一书中，作者说明20世纪历史解释的三大派主要为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三派所承袭的19世纪先驱则分别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

20世纪历史解释的三大流派尽管颇有差异，但其共通之处则为：对自己理论的普遍性有信心，因此也把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的历史现象同质化地纳入他们认为的一般历史发展模式中。

参见JoyceApplebyetal.，TellihaboutHistory，NewYork，London：W.W.Norton，1994，Ch.2.

[9]RogerChartier，“IualHistoryorSocioculturalHistory？TheFreories，”

inModerellectualHistory，pp.13～46.

[10]关于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脉络，参考JoyceApplebyetal.TellihaboutHistory，Ch.6；VictoriaE.Bonnell&Lyal.，BeyouralTurn，Berkeley，LosAngeles，LoyofiaPress，1999，“introdu.”

[11]DavidTracy，PluralityandAmbiguity：Hermeics，Religion，Hope，SanFrancisco：Harper&Row，1987，C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