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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5页）

第三章探讨江右吉安府的讲会活动，吉安府不仅是江右地区最重要的阳明讲学区，同时也是全国知名讲学区。

本章分别介绍了吉安府内讲会活动最兴盛的五个县——安福、庐陵、吉水、永丰、泰和——的学者与讲会，试图勾勒出讲学活动在此地的长期发展和变化，以及学术的传承与断裂。

吉安府阳明讲学的历史可以简单地分为三期：（1）16世纪10年代当王阳明亲身讲学江右时，吸引许多年轻学者信服归入门下，此也是阳明学派正式建构成立的时期；（2）16世纪30—40年代，主要靠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人的带领，青原会与复古书院的讲学从此成为江右阳明学的代表，此时期也是江右阳明讲会活动的鼎盛期；（3）16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又经历一次复兴。

因为阳明第一代门人陆续在16世纪60年代谢世，讲学气氛逐渐衰微，此波复兴讲学的运动则由第二、第三代阳明弟子领导，主要学术领袖为邹德涵（1538—1581）、邹德溥（1583年进士）、王时槐、陈嘉谟（1547进士）、刘元卿、胡直（1517—1585）、郭汝霖（1510—1580）。

第四章探讨南直隶宁国府的讲会活动，以府内讲学活动较兴盛的泾县、宣城县、太平县为书写的主轴，涵盖的时段则从1520—1530年代讲会的初兴期，到16世纪60年代的鼎盛期，经过16世纪70年代后期的衰微与16世纪80年代的复兴，一直延续到明末。

至于此地讲会的形态，我们发现泾县与宣城的讲会活动主要维系于进士级智识精英之手，两地互动密切，属于同一讲学区。

太平县的讲会风貌略有不同，主要维系在布衣学者身上，而且受到几个地方家族的支持。

由于过去对此地的研究成果不多，本章除了介绍地方讲会活动外，亦尽量介绍此地两代的阳明学者。

第五章讨论浙江地区的阳明讲会史，因为讲会在此地分布较广，故我讨论的范围亦相对较广，书写的对象以阳明讲学最兴盛的绍兴府、金华府、衢州府为主。

概括而论，浙江虽然是王阳明的故乡，在王阳明晚年此地已成为阳明学讲学的学术重镇和学派中心，然而浙江地区人文荟萃，学者辈出，学术思想与活动丰富而多元，阳明学并不能充分代表当地的学术生态，讲学活动衰微与变易的情形也比江右地区更快速，阳明学与释、道等其他宗教思想融合的情形亦更普遍而复杂。

本章主要介绍早期绍兴府以天真书院为中心的讲会活动、金华府以五峰书院为中心的讲会、衢州府内的数个讲会。

另外，晚明再掀讲学风潮，周汝登（1547—1629）与陶望龄（1562—1609）等人继王畿之后，在16世纪90年代再次提倡讲会，并延续至17世纪初期陶奭龄（约1565—1639）、刘宗周（1578—1645）等人主盟的讲会活动，虽然其间复杂的关系已无法以“阳明学”

来涵括或说明，然其密切的关系则毋庸置疑。

本章最后，则根据以上三地的研究成果，简短比较阳明讲会活动在此三地的差异。

本书第二部包括第六至第九章，此部分选择讨论的是一些可以同时探讨阳明学者思想内涵以及相关行为实践层面的议题，并进而揭示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互动性。

这样的做法不仅希望将阳明学者的思想议论与其生活实践连上关系，也希望将思想论述置放在更宽广的文化脉络中进行讨论，而这样的做法我认为运用于向来以功夫实践取胜、讲究知行合一的阳明学更是重要而合宜的。

第六章讨论阳明学派自我定位问题。

阳明学既有明显向程朱学挑战的意味，在面对当时享有学术霸权的朱熹道统观，他们如何响应？如何在强势的道统观中为自己的学派定位？本章主要说明阳明学者基本上完全承认道统观念，并在道统系谱上找到地位高超的颜回作为学派认同对象，喊出“颜子后而圣学亡”

，阳明学乃承续此圣学学脉的口号。

在作法上，他们一面以良知学来诠释颜子之学，一面再以所诠释的颜子之学来为自己学派在圣学传统中定位。

第七章“讲学同志的连属”

，主要想呈现阳明学者的讲会活动与学者们对朋友之伦的重视之间，具有一种双向的交互影响。

本章除了说明讲会在学者生活中的功能与角色，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面向，同时牵涉着对儒家圣学的真诚信仰与在现实政治权力和功名间的复杂考虑与运作，也试图指出许多讲学者具有一种“求友天下”

的理想，并付诸实践。

至于阳明学者对于朋友之伦的看法与议论，本章指出三点：（1）他们强调朋友之于修德的必要性，此有平衡阳明学易流于过度道德主观的倾向；（2）他们所论的朋友之伦总是指向万物一体之仁的终极理想，讲学是经世济用之举、讲会则是最理想的社群；（3）出现了高举友伦为人类社群生活中最重要之人伦的言论，此改写了传统五伦的位序，也为明代的朋友论述开出一新的意涵。

第八章、第九章分别讨论江左阳明学与江右阳明学的思想与实践。

两章在书写架构上虽不具完全对应的关系，但在议题内容上的比较与对话则相当明显。

在第八章中，我主要以王畿和泰州学派的学者为考查对象，对于晚明江左讲学提出一些看法，我最核心的一个想法是：某种思想所能带出的影响力或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或者说，思想观念本身并不具有太强的决定力，特殊的人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可能将同一种思想观念转换成非常异质的发展。

这种吊诡性始终存在，而在晚明泰州讲学中我们看得格外清楚。

本章的讨论主要分为四部分：首先根据讲学记录，说明江左讲学者宣扬“圣与人同”

，“圣学简易”

，反对好高骛远，着重日常家庭伦理的教化特色。

接着，分别从工夫论、言说行动、道德表述三个角度，探讨蕴含在讲学论述和实践行动中许多复杂的曲折与吊诡，即纠杂在简易平实、反奇异、重彝伦的讲学信息中，却有多元，甚至对反的发展空间。

第九章以晚明江右阳明学为考察焦点，强调在“晚明”

这个特殊时期中，江右与江左在文化与学术上互相激**与对话的过程，试图从文化竞争与地域认同的角度来讨论晚明江右阳明学在当时学界中的位置与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