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导言（第4页）

当然，我如此没有大视野、缺乏议论开展格局的做法或许无法说服人它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不过，我总觉得需要再多一点“沉溺”

于晚明含混、多元而复杂的文化情境之中，才能较深刻地碰触到阳明学者的关怀、感受着属于人与人间世的气息；[22]或者换一种说法，我认为适当地规范史料与议论的范围而不过度诠释、认真考虑晚明社会文化多元歧义性而不简单地以两三个观点来进行概述、尽量避免为了文章写作的清晰与议论的漂亮而削足适履的做法，是重要的功课。

第四，关于史料性质与限制的反思。

本书许多篇章是以士人的讲会活动为考察的主轴，讲会既然是士人聚集讲学的活动，是属于人的聚集。

虽然许多讲会都有会约和记录，显示具一定规模，但毕竟不像书院般拥有固定的建筑物，故讲会的变动性和流通性都较大，它被书写、记录及存留至今成为史料的机会也较具偶然性，一般都是在学者传记或书信中提及，不像书院会在地方志中以地方建制的方式被较完整地记录，因此我们不可能拥有明代讲会完整的资料。

本书对阳明讲会活动在三个地区的研究，主要只能倚靠方志所提供较概括性的史料，并辅以学者个人文集中较仔细但也较零散的史料，尽量拼凑出三地阳明讲会史的概况，这样的研究必然受到史料本身性质的限制。

简单地说，方志的史料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格，一般而言没有功名的人物不容易在方志中被记载，但不同地区对乡贤的看法（或者说值得被地方志记录的标准）又不一致，因此也不能一概而论。

这种限制一方面提醒我们，若只根据方志整理地方讲会历史，充其量只是整理史料，必不能如实反映当时当地的讲会情况，太过执着定量分析也没有太大意义；另一方面又提醒我们，根据不同地区的方志记录整理的情形，不能不假思索地进行比较工作。

这方面的例证我将在后文处理三地讲会史之后再做说明。

有时候学者的文集确实能够补方志之不足，例如，我们从刘孔当（约1558—1605）和刘元卿（1544—1609）的文集中可以得知一些安福县庶民参与讲学的记录，这些资料完全不见于方志，故格外珍贵；文集中也保留了许多低层士人的生平与活动记录。

但是，文集所呈现的资料却也更片面性，它本身作为一种史料被保存下来就具有极高的偶然性。

另外，方志史料的来源也值得进一步思索。

举例而言，我将在第九章讨论王时槐（1522—1605）和刘元卿对阳明学的倾慕和理想，极可能反映在他们所修纂的《吉安府志》之中。

我在考查宁国府晚明阳明讲会史时，也发现在原来讲学社群和传承之外，突然出现一个以陈履祥为首、施鸿猷为辅的布衣讲学社群，这种学术断裂又突然出现的现象在方志的记录上是相当清楚的，却也令人玩味。

经过仔细查考后，我发现方志的资料主要是来自清初施闰章（1618—1683）对其祖父施鸿猷及学友们的追忆文字，虽然我们不能因此断定施闰章的文字完全不可靠，但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施闰章对其祖先与家学传统的追忆文字有其理想的投射与现实的考虑。

施闰章作为家中第一位荣登仕途的子弟所背负的正是重建施家家学传统和声望的重任，他个人对家庭、祖先、家学的记忆与情感，不仅让他透过文字重构了晚明宣城一地泰州讲学的历史，有力地塑造了祖父施鸿猷的学术地位，他更运用个人文字的说服力与政治和社交的影响力，重建地方祠祀，将祖父送进乡贤祠。

[23]这个例子说明了史料的生产与保留过程都有其特殊、偶然的历史，并非可以被质实地信赖或透明地解读。

但此处我也必须坦诚，本书在运用方志史料时，并没有办法对每一个出处、纂写者都进行追溯考察，亦即更多地站在“整理史料”

的立场上工作，而非以揭露史料生产过程之权力关系与偶然性为目的。

事实上，我在决定以吉安府、宁国府、浙中地区来撰写讲会史的时候曾有过犹豫，犹豫的主要原因是我清楚知道这样的工作主要贡献仅在整理史料而已，不仅所书写和建构的历史距离真实情况有重重限制，也不容易有漂亮而有趣的议论。

不过，最后我说服自己费心费力去从事这略显“笨拙”

的工作，主要有二个理由：首先，它提供我一种实际去阅读并整理众多学者文集，和探讨他们生平活动与交往的方式，也提供一种从阅读个人文集进而提出一个跨越个人、联系社会史议题的可能性。

虽然这绝对不是唯一或最好的方式，但它总是一种颇合理也颇有助于实际操作的研究步骤。

以地域为主要考虑，也较易为学者和其所生存活动的社会之间拉出一些关联的线索；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一个比较清楚可掌握的研究边界。

其次，尽管史料的整理成果不足以反映史实，但仍能反映讲会兴衰之大概，且目前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性阅读和整理史料的工作仍然相当不足，故我认为这样的整理工作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以我所处理过的内容为例，本书第三章和第九章都讨论江右吉安府的阳明讲学，这两章的研究也是同时进行的，对我而言，第九章议论的展开和实际的书写，有许多是建立在第三章史料整理的基础之上才可能的；又如上述我对施闰章家族历史的书写与阳明讲学、宣城地方史之关系的探究兴趣，也是来自我对宁国府阳明讲学史的史料整理。

另外，本书涉及许多人物，其姓名和生卒年无法从现有工具书中查得，是我穿梭在多本文集中的收获，我相信这样的工作是可以让后来的工作者节省部分力气的。

因此，尽管本书用三章篇幅所描绘出的讲会史并不能如实反映当地讲会活动的实况，然而我相信透过大量文集和方志所整理出的讲会变迁史，仍然能够反映出该地阳明讲会兴衰之大概，更重要的是，它应该可以作为进一步挖掘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

至于全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第一部以社会史的视角，处理学派和讲学活动的历史，几乎完全不涉及阳明学思想内涵的探讨。

[24]这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处理阳明学派的建构和发展，主要讨论王阳明个人思想如何在明代中期崛起，成功地建构出一著名的新学派，并快速发展为明代学界中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运动，以及此新学派在当时政治和学术环境中所遭受的挑战。

本章所触及的问题包括：阳明学与当时科举制度间的关系、生员人数的激增所造成明代士人社群的结构性改变与阳明学术社群的关系、王阳明个人的政治生涯如何影响着阳明学派的正式建构，以及阳明学作为私学的一种形式如何与当时的程朱官学以及朝廷政权互动。

本章在问题和议论上是以较宏观概论的方式进行，因此在某个意义上，可以作为全书的概论。

我认为阳明学之所以能够快速地传播，学者在各地组成的讲会活动是最关键的机制，而不同地区的讲会活动不仅反映了该地阳明学的兴衰，也反映了学者在地方社会中的行事与风格，许多时候这种行事风格又与其思想内涵密切相关。

因此我选择比较仔细地考察阳明学最兴盛的地区——浙中、江西吉安府、南直隶宁国府——的讲会活动历史与相关学者，希望结合学者个人所活动的学术社群、所生活的地域社会，来研读关于阳明学者的生平与思想。

而在进入逐章分别的讨论之前，我在第二章中先根据自己所见的讲会史料，综合地对阳明讲会的性质、成员、聚会地点、形式、与书院的关系等做一说明，并得到两个结论：（1）阳明讲会是地方乡绅士人定期的学术交友活动，在性质上与文人结社相近，与传统书院教育不尽相同；（2）地方讲会的兴盛促进了某些书院的兴修，而书院的兴修是乡绅和地方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也是乡绅士人以自己的兴趣投身地方公共建设，欲借此改善地方风俗，并提升自己在地方社会中领导地位的一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