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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会与书院之修建（第2页）

[100]衢州府知府李遂兴建衢麓讲舍时，当地六邑士民咸各捐赀以助成。

[101]万安的云兴书院和赣州许多阳明祠的建构，也是在地方官员和当地士民合力出资下完成。

[102]另外，浙江的天真书院和阳明书院，虽都由门人合资建成，但其后祀田之扩增或祠庙之修建则赖地方官员的帮助。

[103]

地方人士能够捐赀捐田者，当然不是佃农阶级，多半是地主、乡绅和商人。

而地方乡绅与商人等之所以积极参与书院等建构工作，当然有其大时代的社会背景。

学者的研究已指出，明代许多公共建设，包括庙寺和书院的建构，与明代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亦即明代商品经济活动的发达，使得地主和乡绅们拥有丰厚经济能力投身地方建设和慈善活动。

就地域关系而言，书院和其他公共建设兴盛之地也正是当时商业发达繁荣之地；就时间而言，两者的兴盛都始于嘉靖年间，并持续到晚明。

[104]

这些政治权力和地方经费的运用，似乎不必经过中央的核准，地方层级的官员即可擅自使用。

沈德符指出某些地方官员以建书院逢迎徐阶时记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

；张居正毁书院之际，也指控常州知府施观民借造书院科敛钱财。

[113]由此也可知，虽然书院的建构多仰赖地方乡绅士民与官员的合作，实际上官员拥有更多的财力和权力来完成，也因此邹守益在《复古书院记》中记道当地惜阴会已成立多时，士大夫和父老们虽欲谋建一书院作为永远的会所，却因当时“无主之者，迄十年未克就”

，后来是在程文德为知县时，又得江西学政徐阶之助才顺利兴建复古书院。

[114]

既然地方官员在书院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由阳明讲会促成的书院建构，必然在一些阳明门人或心仪阳明学的地方官员主事下才比较容易顺利完成。

综观所见资料，也确实如此。

有时候，同门师友关系或师生情谊对于达成目的有极大的帮助，例如，天真仰止祠便是欧阳德责其门徒胡宗宪（当时任浙江御史）和阮鹗（当时任浙江提学副使）改建完成的。

[115]相反的，不悦阳明学的地方官员，则可能极力破坏、阻挠地方上阳明学的发展，例如，江西各县阳明王公祠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前曾遭受严重破坏，被主事者废为宴憩之所，王阳明像被迁出祠外，王阳明所设的五所社学，“继后异议者尽堕成规，而五院为强暴者私据”

。

[116]万安同志要修建云兴书院，也曾遭异议而止之。

[117]由此不难想象，地方社会中因学派冲突所衍生的政治冲突。

因此，阳明学者在热切投身讲会之时，又极力促成书院的兴建，除了具有教育的热诚和政治的理想外，也是提升阳明学派的重要作为，而且背后也不乏政治权力的角力。

基于此，虽然我不认为阳明学派书院的建构，足以完全反映阳明讲学兴盛的实况，[118]但当一所所具有文化指标和教育规模的书院在各地方兴建完成时，则无疑标志着阳明学深入地方社会的事实。

虽然地方官员拥有相当的权力来推展地方讲学，并促成书院或祠寺的兴建，但在运用政治权力使用地方财物时，仍必须师出有名，即必须在对地方有贡献的前提之下，这一切才算为合情合理。

因此乡绅士民和地方官便需在建立地方公众舆论的目标上合作，即以移风易俗、兴利除害等公共利益为理想，描摹出一幅上仁下义、风正俗美的地方政治的美景。

张尧文在《复建水西书院记》中，对于官民一同兴建书院，有功于地方社会，便有动人的描写：

刘公（起宗）均田兴学，有功士民也实多，于此精舍，尤见其鼓舞之尽神也。

感之以诚，民之从善也易；题之以名，民之感德也深。

昔也荒芜，今也堂宇；昔也草莽，今也丹垩。

会于是嘉，聚于是乐，人心于是正，风俗于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