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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会与书院之修建（第1页）

二、讲会与书院之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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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会与书院关系密切，虽然讲会经常利用书院举行，但是据上文的分析可知，讲会是地方乡绅与士子的学术交友活动，又常假佛寺或道观举行，并不完全等于书院内的讲学，不应该将之视为隶属于书院内的活动。

以地方士友相聚论学辅仁为主的讲会，主要欲集聚志同道合的朋友切磋问学，聚会地点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考虑，故赴京赶考的士子们会临时择地举会，吏曹部中同事也可能就近约会、胜日出游，[92]因此以“同志相聚论学”

为诉求的讲会，在择地、形式、内容上都较官学或书院教育更有弹性。

而且在讲会成立之初，利用旧有的书院、学宫或坐落于名山胜水间的寺庙、道观举会，则是最方便、最经济的做法。

建构一所书院或会所虽然对讲会的举行有极大的帮助，却未必是讲会的真正目的，阳明学者们在强调讲会的重要时，总是以朋友间的切磋问学、以免离群索居而荒废正学为主；[93]兴建书院毕竟需要庞大资金，即使学者官员有意为之，也未必即可顺利实现，例如，江右士大夫因学宫聚讲空间不足，希望筹建一书院，却因无主事者而延宕十年之久。

[94]这样的事是颇为平常的。

从明代阳明讲会和阳明书院修建的关系看来，讲会常是书院的前身，即因着讲会兴盛之后，会友大增，原有建筑已不敷使用，此时会友和地方官深感需要一个可供固定会讲的会所，故修葺旧书院或增建新书院。

由此我们可以说，讲会不仅不是书院复兴后才提倡的活动，相反的，阳明讲会还是某些书院复兴的重要基础。

[95]虽然学术建筑规制与学术风潮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交互影响，但就开创力而言，与其说建筑规制促使众人的聚讲，并兴起某学术风潮，毋宁说是献身于学术的人们聚讲的活动，促进了规制与建筑的形成。

嘉靖年间因阳明讲会而促成书院修建的例子很多，例如，从浙江能仁等寺内的讲会到阳明书院、从江右四乡惜阴会到复古书院、从浙江青田官学内的讲会到混元书院、从江西万安精修观内的讲会到云兴书院、从南京泾县水西寺内的讲会到水西书院、从南京宣州景德寺内的讲会到志学书院等，都是讲会作为书院前身的例子。

[96]这些书院兴建的时间也都在嘉靖朝，即有明一代修建书院最兴盛的时期。

研究明代书院的学者指出，王阳明及弟子们对明代书院复兴有功不可没的贡献，[97]在此我要强调的是：这贡献绝不仅止于个人提倡的层次，而是因着阳明学成为地方乡绅与士子们讲学的内容，地方上存在许多定期聚讲的讲会之后，书院的建构才在讲会勃兴的基础上开花结果的。

虽然从许多例子都看见讲会是书院的前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书院逐渐兴盛之后，讲会便逐渐成为书院内的活动，为书院所取代。

的确，地方上若有书院，讲会经常会在书院内举行，尤其在嘉靖晚期以后，许多讲会都利用已有的书院和会所举会。

然而诚如上文所论，讲会的重点在于同志相聚问学，地点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性质上，讲会其实更接近一般的文社和诗社，都是属于乡绅文人论学交友的活动，与做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间关系虽密切，却无一定的涵摄关系。

讲会既属于地方乡绅士人的活动，讲会又常促成书院的修建，在书院的修建工作中乡绅士人扮演何种角色？这与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又有何关系？根据许多史料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书院都是在地方官员和乡绅士民的协力合作下修建完成的，这种合作包括筹措物资田产和形成公众舆论两个层次。

兴建一所书院以及维持书院和祠祀正常运作所需的资财，通常来自乡绅士民的捐献和地方官员权限内的帮助。

例如，水西书院的建构，先是“诸生敛金构居于宝胜之左，而当道病其隘也，拓于殿之右。

义民、童生欣然各助费焉”

。

所费之财，“出于官十二，出于诸生十三，出于尚义十五”

。

膳田部分则是“出于官十四，出于诸生十二，出于婺妇十六”

。

[98]正学书院的建构在知府高冕卜官地为院址后，当地监生董昭、吴一贯，君世嵩捐赀董役而成。

[99]复古书院也是在“藏书者献其籍，积产者献其田”

，仕隐皆出资的情况下建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