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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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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历经30余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高教领域成绩斐然，既有针对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重大高教实践问题的理论探求，又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高教学科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既注重吸收和运用包括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一般理论、具体理论、研究方法来分析、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现实问题，又逐渐注重建立起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自身的话语和理论体系，并逐渐勾画出了高等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界。

自中世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这种最具原创特色的组织形态已经跨越了近千年的历程，近现代大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一部大学内部理性逻辑与大学外部多重压力不断对抗、相互制约，继而在新的起点上建立新的平衡的历史。

任何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往往就是人类探寻高深学问活动即理性繁荣的结果，因而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传承知识与创新知识的主要场所。

可以说，认识论及其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推动大学这种特殊组织机构演化与制度变迁的动力，其中围绕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就是大学理性的中心议题。

西方大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表明，从古希腊学园到中世纪大学，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式大学，再到倡导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美式大学，大学理性无时无刻不贯穿于其中。

首先，知识与理性是整个学术系统工作的基本材料和基本工具，教学和研究则是操作这种材料和工具的基本活动；其次，大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高深学问”

，本身就是大学基于自身理性执著追求的结果；最后，现代大学所提倡的社会服务，必定是大学应用自身所特有的高深知识和学术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

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合法地位的获得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域。

理论研究与实践生活同样表明，大学理性与大学实践之间往往会存在一种必要的张力，使得两者既有“不可分割性”

，又具“创造性紧张”

。

“不可分割性”

表现为大学系统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果不恪守自身的理性，必然会因缺乏特定的价值观与目标而迷失方向；反之，大学理性只有落实到具体的大学系统建构过程中，才能使其精神得以充分贯彻实施。

“创造性紧张”

则体现为大学理性具有理想的特质，大学实践则要面向现实，因而在时空交错的具体环境中，两者常常处于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之中。

因为一方面在探求高深学问的过程中大学理性能提升大学的教育水准，维持大学的高贵灵魂；另一方面，大学系统在面对世俗社会时可让大学理性更具方向感，两者之间互为创造，合之双美，离之两伤。

显而易见，一个与世隔绝的大学并不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需要的，因为它的生存只能以牺牲对现代社会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的专业教育质量、应用性研究、社会性批评、专家建议为代价。

当然，它对于人们正确理解现代大学主流模式之一的“威斯康星理念”

的真正本意也具有重大作用，大学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即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基点正在于大学所拥有的理性、知识与学问，但随后仿效的某些普通大学甚至研究型大学并没有坚守这种理念所倡导的学术基础，仅为功利目的而为社会提供低水平的社会服务，以至于部分损害了大学真理探讨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牺牲了客观真理的普遍价值。

这就是自现代意义的大学正式诞生以来所谓“应然的大学”

状态与“实践的大学”

状态的合一，或者说是现代大学“理念的逻辑”

与“实践的逻辑”

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