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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第2页）

联邦制是由若干个联邦组成单位（如州、省、邦）组成的联盟国家，中央与各联邦单位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最高决策权，美国、加拿大和德国都是联邦制的典型[5]。

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估或者进行有效性评价，可以发现政策误差和新的政策问题，为优化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西方学者评价公共部门政策的有效性时，经常使用“效能”

（Effeess）的概念。

在《牛津英文大字典》中，“效能”

是指取得显著的或合意的效果的能力或力量（abilityofpower），效能就是效用和功能，亦即有效性。

由于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不同，效能的概念和衡量标准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出发，Steers（1977）认为：“效能”

是组织运作的一个过程，使各种障碍降到最低，就可提升组织效能。

Mott（1972）认为“效能”

是动员组织资源以产生各种产品的能力。

French（1994）认为：“效能”

为组织的成果（oute），指达成组织目标的程度。

由于教育系统以满足学生知识和技能学习需求为目的，同时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教育系统更加关注教育效能或学校效能的提高。

在增加教育投资的同时，各国都希望教育能带来显著效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们试图借助于系统论、结构功能论、人力资本理论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教育效能或学校效能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MirceaBadescu（2007）在评价政府部门在公共教育领域的投资政策时，将效能（Effeess）界定为一个组织达到目标的程度。

认为效能要求追求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即要求在共同接受的一定框架下，在所规定成本的基础上配置生均资源的数量（如教育产出绩效、课程标准等）。

效能更多地反映了国家、地方的政策规定，按照这些政策规定中建立的明确标准提供资源给每一个教育机构之时，其效能必须被评估。

国外研究的内容集中于研究教育投资或政策干预的生产效率，并强调用实验方法比较政策干预组与普通组之间的效能差异，以确定政策的有效性。

[6]HenryM.Levin（1988）认为当时在财政紧缩下的教育改革开始追求在成本——效能分析的基础上改进教育资源配置。

他总结了成本——效能分析方法在教育政策中的应用，并提出建议以提高决策者、评估者和研究者应用该方法的能力。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