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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公平与效率目标研究（第1页）

四、关于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公平与效率目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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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学者近年来对于高等教育政策，特别是对“feeandloan”

（学费与贷款）政策的效率与公平目标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一）在效率方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NicholasBarr教授（2004）在高等教育财政一文中指出OECD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导致了公共支出中的激烈竞争。

[28]大众化的高质量的大学系统必然是昂贵的，要与其他公共支出项目一起竞争公共资金。

LudgerWoessmann（2006）以欧洲为主的实证数据说明包括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如何被设计用来同时提高效率和公平。

他认为在以产出为导向的改革中，国家总体上设计了一个制度框架来保证财政责任、筹资和竞争得到最好的结果，按照这种方式，教育政策被期待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

[29]而一些学者以美国等国家的大量数据来证明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即高等教育财政干预，不可能提高投资效率，他们认为干预应在更早的教育阶段进行。

很多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在接受大学教育时遇到的困难，更多的是缺乏早期教育投资引起的。

虽然欧美高等教育系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在这方面却有着类似的表现。

Smith和Naylor（2001）指出，英国大学教育绩效表现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学生的A-level分数，[30]Arulampalam（2004）则指出，英国大学医学院学生辍学的决定因素是学术准备。

[31]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现有系统不是以一种有效率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许多评论家，如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断言许多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现有系统传统上是在国家控制和雇员管理下运行的，呈现出一种高水平的低效率。

Lowry（2004）提供了美国的证据，说明公立大学面临较少的市场竞争，大学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补贴，在本科生毕业率等指标上绩效表现较差。

[32]作为一种后果，评论家建议可以靠引入竞争来提高欧洲高等教育效率，竞争使提供者的行为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

如在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建议进行一种市场模式基础的改革，使高等教育在竞争框架内组织，允许大学从行政干预中获得自由，大学的高绩效行为得到相应报偿（Sadigenrat，1998）[33]。

与传统的国家作为唯一责任人的高等教育机构管理模式相比，欧洲高等教育通过一些私有化措施更能提高效率。

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向学生收取学费促进学生提高学习的效率。

如果高等教育受益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私人成本，这将不仅能提高他们自己时间的使用效率，而且能够激励高等教育提供更方便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条件。

许多欧洲国家市场太小，而欧盟国家由于学生的流动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内部市场有助于市场竞争。

同时，学生的流动需要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制定相应形式的合作政策，来保证受益人成本的正常匹配。

[34]

（二）在公平方面

Barr和Psacharopoulos等学者（2005）认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正在转化为程度更强的经济产出结果的不平等。

从财政方面来说，在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税收-财政系统中，所有付税的家庭对高等教育公共财政做贡献。

但是从入学方面来说，与义务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学术素质的孩子进入大学。

因此，以税收来筹资对于那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较少的群体来说，除非有一种非常强的税收改进，否则可能更被看作是不平等的。

为减少这种不平等，就要制定更早时期的干预政策。

否则，任何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为目的的政策容易导致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高入学率，正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35]。

特别是在美国的案例中靠私人学费来支持大学发展，如果对公平目标缺乏适当关注的话，很可能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问题更加恶化。

因此，从平等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提供合理的财政手段使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如实行延迟学费支付以及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学生贷款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