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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交流论坛1（第3页）

“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

始终是比较教育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世界各国“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

交流的论文在绝对数量上，从1975—1979年的175篇增长至2007—2011年的266篇（见图1），其相对比重也大幅增长，从1975—1979年的58%（见图2）增长至2007—2011年的65%（见图3）。

而曾经备受比较教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相关研究论文的绝对数量从1975—1979年的41篇大幅下滑至2007—2011年的27篇（见图1），其相对比重从1975—1979年的13%（见图2）下降至2007—2011年的6%（见图3）。

相比之下，关于“国际教育与全球治理”

问题的研究日益增长，其论文绝对数量从1975—1979年的6篇大幅增长至2007—2011年的34篇（见图1），增长近6倍，其相对比重也从1975—1979年的2%（见图2）增长至2007—2011年的8%（见图3），增长4倍。

由此可见，比较教育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依然会是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

特别是随着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共同面临的“国际教育与全球治理”

问题将进一步扩大比较教育这个国际教育交流的舞台。

图1三大专业期刊不同时期发表不同类型的论文的数量

图2三大专业期刊在1975—1979年不同类型的论文所占比重

图3三大专业期刊在2007—2011年不同类型的论文所占比重

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举办的学术大会、各国比较教育学会举办的年会、各种比较教育机构举办的论坛等都是国际教育交流很好的舞台，各种比较教育杂志也是比较教育交流的极好园地，各种比较教育学术著作和各国比较教育学者的函信来往都可以视作国际教育交流的方式。

国际教育交流论坛其实就是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发表意见的平台。

既然称交流论坛，理论的多样化和方法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不能要求对问题必须有统一的认识，而是可以自由地讨论，从交流讨论中拓展学者的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提高对国际教育发展的认识和预测教育发展的未来。

教育交流中有一个方法问题。

正如薛理银讲的，“某一文化的主体怎样才能理解另一文化主体的教育价值观念”

，他认为相对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将发挥作用，即“按照他人理解问题的方式理解他人是实现真诚沟通的基础”

[6]。

笔者也同意他的观点。

在论坛中必须客观地对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不能用研究者的价值观去评论别的文化体的教育价值，这样才有交流的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从一个小小的外国教育研究室，逐渐发展为外国教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2009年又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名称的变化也说明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

今年召开第四届“比较教育国际论坛”

，就是想使比较教育真正成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比较教育学者在这个论坛上互相交流，共同讨论教育理论、教育观念、教育政策和全球教育治理等问题。

[1]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第10期。

[2]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20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薛理银：《问题法与比较教育——对布莱恩·霍尔姆斯的一次采访》，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3）。

[4]《奥巴马国情咨文四提中国要美国提升竞争力》，载《成都晚报》，2011-01-27。

[5]《比较教育评论》1957年创刊，是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1971年创刊，是英国国际与比较教育学会会刊；《比较教育》1964年创刊，同样是国际比较教育领域享有高度专业声誉的学术期刊。

受资源获取方式的限制，本研究分别选取了1975—1979年及2007—2011年，这三本期刊公开发表的722篇学术论文（不包括书评、文评等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这些论文的内容取向。

其中，《比较教育》1977年第1期网络资源不可获取，而2011年度《比较教育》《比较》和《比较教育评论》都仅收入最新一期的文章，不代表全年的文章。

[6]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21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