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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苏联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3页）

笔者手头的一部标注为“1953年4月上海十六版”

，全国发行量之大，可见一斑。

其他被翻译成中文的，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教育理论著作还有：

冈察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1953年版；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图为苏霍姆林斯基带领学生们一起实习。

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

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凯洛夫总主编，冈查（察）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55级学生译：《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马卡连柯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和《父母必读》。

此外，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办了一份刊物《教育译报》，专门翻译、介绍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

第二，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的顾问和讲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49年10月，以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我国，代表团成员、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伯洛维娜在北京、上海等地向我国教育工作者介绍了苏联教育工作的经验。

以后许多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校讲课。

1950年至1952年年末，教育部先后聘请了苏联专家阿尔辛节夫、福民、达拉巴金、顾思明、戈林娜五人担任教育部顾问。

另有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苏联专家二人兼任教育部普通教育与幼儿教育的顾问。

专家的主要工作是：参加部务会议、部工作会议和专业会议，介绍情况，提供意见，解答问题；开办各种讲座，给训练班讲课，到各地视察，帮助各级教育干部和学校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等。

[5]全国主要高等学校也聘请苏联专家任教。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1950年开始请苏联专家来校长期讲学，至1958年，先后请了十几位苏联专家到各系讲学，其中，教育学、心理学专家就有8位。

他们基本上是把苏联的课程搬过来。

他们的讲义不仅是学生的教科书，而且是后来老师编写教材的依据。

为了把苏联专家讲的课学到手，每位专家都配备了年轻的骨干教师做其助手，教研室的老师都要跟班听课。

为了扩大影响，苏联专家讲学期间，我国还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

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教育理论工作者，几乎都在这些进修班或研究班学习过。

为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还成立了翻译室，大量翻译苏联教育著作。

自1949年至1960年，在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前，我国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先后共聘请了苏联专家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6]

第三，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建立新型学校。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决定，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成立一所新型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