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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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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教育家多，教育学家少。

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教师，只要做到相当出名的时候，往往就被称之为“教育家”

，因此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校长以及各学科的著名教授都成为“教育家”

。

另一方面，全国从事教育研究的人很多，教育学界做出成就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却很少人成为“教育学家”

。

与有的学科经常称某位学者为“某某学家”

不同，中国教育学界很少称中青年学者为“教育学家”

，即使是上了年纪的教育学专家，也较少被称之为教育学家。

在教育学界，一般都只称“教育学者”

，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使用“教育学家”

的头衔是很慎重的。

我觉得教育学界这个传统还是好的，即比较严格，中国教育学大概是最少称“学家”

的学科之一。

因此，这次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选入《当代中国教育学家文库》，便感到难能可贵。

成名不易，成家更难。

从高标准来说，成为某某“学家”

应该要能够“成一家之言”

，也就是要开宗立派，或者其学术要有独门的贡献，自成体系。

做学问贵在自成体系，因为注重体系、有宏大构思，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构成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就像由众多石块垒成高大的金字塔一样。

而没有总体计划所进行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就如一堆乱石，或者只建成许多平凡的建筑，形不成巍峨的大厦。

自1984年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任教以来，我在教育学界已经行走了32年，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科举、高考与高等教育三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