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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思想路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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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有一条崭新的思想路线,叫做人民的思想路线。
用陶行知的话来说:“我们要跟老百姓学习,学习人民的语言,人民的情感,人民的美德,努力发现老百姓的问题,困苦,和他们心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并认识他们就是中华民国真正的主人,要他们告诉我们怎样为他们服务才算满意。”
(见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出版《教师生活》所载陶著《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这条人民的思想路线是一条崭新的思想路线,也就是今天中国思想革命的方针。
我深信,陶行知走上甚至可以说是开辟这条人民的思想,曾经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
在这二十多年中,陶行知的思想大体上经过了平民教育、晓庄师范、工学团、国难教育、育才学校、民主教育六个阶段。
然而,陶行知思想的特点,远在他的平民教育时代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
仔细研究起来,主张东方文化的有一条思想路线,主张西方文化的又一条思想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不是人民的思想路线。
在这个思想运动中,有两个安徽人起了极大的作用。
一个是家学渊源的绩溪的胡适,一个是家境清寒而由教会学校出身的歙县的陶行知(陶先生系歙县耶稣教堂内地会所设立之崇一学校毕业)。
这两个人都在美国进过学校,都受“实验主义”
的影响,又都在大学教过书。
然而,到后来,这两个人的思想路线完全不同。
胡适虽然脱离不了中国的士大夫气,他的思想路线,却始终是西方文化的路线。
陶行知对于东方文化的渊源不及胡适那样密切;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及胡适那样精深;就一般人所称学术造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适那样宏博。
然而,在思想路线上,胡适不能与陶行知比拟,胡适因袭了所谓的西方文化。
陶行知却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条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线。
陶行知是新中国思想家的圣人。
十八岁时流落苏州,和表兄一道,要靠把衣服当得三百文过一日的陶行知,与长期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有一层血肉的关系。
因此,当他干平民教育时,便带着千字课和那些在文化上遭受奴役的人民亲近。
他说:“在最近一星期里,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
店里、家里、旅馆里、饭馆里、学堂里、私塾里甚至是和尚庙里,我都去办过平民教育,并且很有效验,很有乐趣。
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
(见一九二二年秋给文渼的信)就在同一时期,他倡导平民教育下乡,主张用土话进行平民教育。
这年冬天(一九二三年),他买“一个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一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与一般人民相近很多。”
他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
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
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
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俱见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给文渼的信)在这里,陶行知把外国的贵族和中国的平民相对立起来。
他像黄河决堤一样的向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
这条中国的,人民的路线,就是我们今天新文化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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