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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徐特立对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评价1（第1页）

再谈徐特立对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评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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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曾署名“师陶”

。

他虽比陶行知年长14岁，却谦虚地以陶氏私淑弟子自命，但他对人民民主教育的贡献，实不在陶氏之下。

鉴于最近若干年间人们常提到徐特立对陶行知的评价，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尽符合徐特立的原意，本人曾发表《徐特立对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评价》一文。

就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演变过程做了大致分析。

最近重读徐特立的著作，觉得言犹未尽，拟就拙作做一些补充。

徐特立的认识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1）抗战初期，赞成“小先生制”

和“教学做合一”

的方法。

不完全赞成陶行知的思想体系。

1940年曾撰文批评陶行知的真理观。

（2）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针对根据地教育中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认定生活教育运动从根据地教育的角度看来，也属“对中国的病症下药”

，但同时又在另外的场合表示对“社会即学校”

说持保留意见。

（3）1946年陶行知逝世后，不但肯定“小先生制”

、“教学做合一”

，似也肯定“社会即学校”

说，且认定陶行知的思想属于“唯物主义”

，甚至属于“辩证唯物主义”

。

需加补充的是，直到1950年1月和5月，徐特立还认为“教学做合一”

是十足的辩证的方法[2]；同时又在同年12月28日的谈话中提到杜威的“学校即社会”

说“行不通”

，“因为我们的条件做不到”

，“所以陶行知把它改为‘社会即学校’”

，[3]这种提法同一般人（包括陶行知）的见解有别，实际上把“学校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