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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加强课程建设优化课程体系（第3页）

教材审定制度的确立，开启了我国教材“一纲多本”

的多样化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我国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组织编写了“八套半”

义务教育教材，在教材多元化、市场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

21世纪以来，我国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进一步突出了教材市场化的导向，教材编写参与人员日益扩大，教材种类更加多样，教材建设呈现出规模扩张、竞争激化的新态势，而教材质量良莠不齐则经常成为人们诟病的问题。

21世纪以来，我国课程资源供给日益成为一个庞大的专业市场。

与教材出版相配套，各种相关课程资源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开发，供学生使用的各种教辅资料持续增加。

利用信息技术开发的新型课程资源，其产品形态日益丰富，如学科资源网站、智慧教室、电子书包、作业APP、视频在线微课等。

社会机构广泛参与课程资源开发，在大学选修课程、综合实践活动、传统文化等课程资源研发的热点领域，大学、社会团体、教育企业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校本课程开发如火如荼，围绕传统文化、科技前沿、艺术专长、心理健康、生涯规划、国际理解、地方特色等核心主题，我国开发了诸多校本课程资源。

这些校本课程未必都很完善，但它作为课程建设的新生力量，表现出了强大的能量，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4.课程理论研究与课程论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课程论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课程理论研究逐步深入，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重要成就。

在20世纪前半叶，我国学者出版过有关课程论方面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课程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初期，因应课程建设实践的内在需要，以陈侠为首的部分学者积极呼吁建立课程论学科，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基础上创建了课程教材研究所，创办了课程与教学论的专业学术期刊《课程·教材·教法》。

由此，我国课程论重新起步，并很快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课程论呈现出实践需要推动理论发展的明显特点。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课程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大量介绍、研究了国外课程理论与课程改革的进展，积极探讨课程基本原理和课程建设策略，整体奠定了课程论学科发展的基石。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课程论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大机遇。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问题的推动下，围绕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编制、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问题，学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促进了课程论知识的创生与传播。

在学术层面，关于课程的多层面透视逐步展开，在课程史学研究、课程社会学研究、课程改革论研究等方面，学界做了大量创造性探索。

其中，以石鸥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持续关注教科书历史发展的史料收集和学理解读，对课程史学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些学者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教科书背后的价值倾向和价值偏见，注重揭示教科书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促进了对教科书的多维理解。

基于课程改革的实践，学界对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目标选择、推进机制、效果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深化了对课程改革的理性认识。

总之，改革开放40年间，课程建设与课程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议题。

围绕这一核心议题，我们走过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道路。

通过改革开放的全面实践，我国课程体系日益完善、课程资源不断丰富、课程理论水平逐渐提高，可谓成就斐然。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反思，如本土课程理论建设问题、课程市场化问题、课程改革的方向与模式问题等。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是我国课程现代化走向深入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