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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课程的选择（第6页）

在教育史上，对儿童的关注始于卢梭，但在课程论上倡导把儿童的经验编入课程并努力进行实验探索的是杜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杜威在我国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受到了否定性的评价。

直至“**”

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大批欧美学者的思想和理论被引介过来，学术界开始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审视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的“活动课程”

（也有人称之为“经验课程”

和“儿童中心课程”

）理论受到关注。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活动课程一直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

课程选择开始关注儿童经验的意义和价值。

这时，关于综合课程的讨论也涉及儿童经验在课程选择中的作用问题。

尤其是以儿童为本位的综合课程，基本上重复了活动课程对儿童经验的强调。

新课改以来，综合实践活动成为必修课，从课程制度上为儿童经验进入课程提供了保障。

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质是一种经验课程，它“是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的课程形态。

这是一种以学生的经验与生活为核心的实践性课程”

[47]。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学生主体观念的深入人心，儿童经验在课程选择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新问题亦随之而来。

用杜威的这番话来描述当前人们在处理儿童的经验时遇到的困境再恰当不过了。

杜威说：“相信一切真正的教育是来自经验的，这并不表明一切经验都具有真正的或同样的教育的性质。

不能把经验和教育直接地彼此等同起来。

因为有些经验具有错误的教育作用（mis-educative）。”

“如果认为传统课堂不是学生获得经验的场所，即使这种想法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那也是巨大的错误。”

“我要强调的事实是：第一，青年人在传统学校里确实具有种种经验；第二，困难并不在于没有经验，而在于经验是不完全的和错误的——从与未来经验相联结的立场来看是错误的和不完全的。”

强调经验的必要性，甚至强调活动在经验中的必要性，这都是不够的。

一切事情都依赖已有经验的性质。

所以，杜威认为：“进步教育的教训是，它迫切需要一种以经验哲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比之以往革新者，它的需要更为迫切。”

[48]

此外，我们还看到，尽管在表达理论主张时，人们尽量兼顾儿童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即书本知识，如杜威所言，其实是种族经验），但是在学校课程到底应该以谁为主导来选择和组织上，还是暗含了一些分歧。

适用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活动方式在学科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普遍运用，也说明儿童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竞争已经进入了课堂、进入了学科课程体系。

这样，间接经验在课堂教学、在学科课程中的主导地位就直接受到威胁。

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质是直接经验。

这一点没有人去质疑。

那么，难道我们有必要把学科课程也改装成以直接经验为主的课程吗？甚至可能吗？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需要给出理论上的充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