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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象征主义诗歌的历史渊源和形成过程（第2页）

就在这一年，魏尔伦在莱昂·特雷泽尼克出版社出版了《可诅咒的诗人》。

第二年3月，瓦尼尔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小册子，虽然当时的评论并不多，发行量也很少，成功却不容置疑。

这个小册子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可以了解并接受那些他们根本不知道的诗人们。

大众对已经渐渐淡出诗坛的兰波的了解还是因为一个名叫阿尔图·塞波的诗人，很多人误以为兰波就是后者，因为此人被称为“最伟大的诗人”

。

正是因为《可诅咒的诗人》，兰波才又作为“可诅咒的诗人”

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马拉美出现在小册子中更让人觉得奇怪，他既不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也不完全令人陌生，而且他还活在人世，还在写作，但是魏尔伦认为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智慧和策略，他是位传奇人物。

就连仅仅在1873年发表过一本诗集《勉强的爱情》、1875年不到30岁就去世的诗人科比埃尔，也因为作品被收入《可诅咒的诗人》而名噪一时。

但是《可诅咒的诗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集中宣传了象征主义诗人的创作，使他们在文坛的影响来了一次集体爆发。

同样也是在1883年，于斯曼也发表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逆流》，与魏尔伦的《可诅咒的诗人》一样，它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一群象征主义诗人得到公众的承认。

保尔·瓦莱里在《文坛旧事》里描述了这本书的贡献：“于斯曼叫40年前的青年认识了当时还无声无息的作家、默默无闻的画家、鲜为人知的艺术家。

我就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魏尔伦、马拉美、奥迪龙·雷东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的，他们当时还几乎是无名之辈。”

[6]在魏尔伦、于斯曼的影响下，象征主义的外部环境逐渐形成，象征主义诗人渐渐被公众接受和承认，被遗忘的远离文坛的诗人、依然活跃在文坛的诗人集中在象征主义的舞台上光彩亮相。

德国作曲家、音乐戏剧家瓦格纳被誉为“未来音乐”

的旗手，但是，巴黎报界却对这位旗手散布了种种流言，也编造了罗西尼评瓦格纳的趣闻，挑拨两位音乐大师之间的关系。

为了消除这些不利流言，瓦格纳在1860年造访了罗西尼，罗西尼这样鼓励瓦格纳：“有哪个作曲家没尝过那滋味！

我自己也未能幸免。

想当年，《理发师》首演之夜，坐在乐池中用羽管键琴为宣叙调伴奏的我，提心吊胆，提防着那些满怀敌意的观众。

我甚至觉得他们想要我的命。”

[7]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瓦格纳曾经在法国遭到禁演。

1883年，瓦格纳去世，可是他的音乐在法国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巴黎的音乐厅里也越来越多地听到他的作品。

1885年，为了进一步推广这位音乐家的作品，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杂志诞生了。

《瓦格纳杂志》不但宣传音乐家本人的作品，同时也使孕育着象征理想的瓦格纳神话得以普及。

在追随者的眼中，瓦格纳不但是音乐家，更是思想家，他是最早追求精神和象征艺术的大师。

他的诗歌中充满色彩，充满生命的感觉，波德莱尔在1860年2月17日写给瓦格纳的信中说道：“您的音乐里充满了某种已经被提升、又使人向上的东西，某种渴望向更高处攀登的东西，某种过度的、极致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借取绘画作为比较。

我设想自己眼前扩展开一片极为广阔的红色。

倘若这片红色代表**，我便看见它渐渐地改变着，呈现出红色和粉红色的所有色调，最终变为熔炉中的那种炽白。

描述某种更为强烈的炙热，描述更白的痕迹在其白色背景上留下的最后一道闪光，这大概会显得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

[8]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这样评论瓦格纳的音乐“的确，瓦格纳不仅在描画外在自然，描画暴风雨、暴风雪、沙沙作响的树叶、波澜壮阔的海浪、彩虹和跳动的火焰方面是个无与伦比的画家，而且他在人的天性、永恒人心的描画上也独具洞察力。”

美因兹约翰内斯堡大学的安诺·明根教授对此是这样评论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图象艺术和自然景观对瓦格纳的重要性，那第一句从字面就可以理解。

然而，第二句指的是瓦格纳留在听众心里的东西。

他把自然景观融入了歌剧。

音乐剧视觉理念的集中表现，即灯光和黑暗的艺术、虚拟的艺术和富有想象力的音乐的艺术是密切相关的。”

[9]瓦格纳就这样用音乐表现“暴风雨、暴风雪、沙沙作响的树叶、波澜壮阔的海浪、彩虹和跳动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