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接受与影响（第6页）

像是仙国里的花，他那新鲜，那光泽与香味，是长留不散的。”

[66]李金发对波德莱尔的接受源自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他“特别喜欢颓废派的《恶之花》及象征派诗，将他的全集买来，愈看愈入神，他的书简全集，我亦从头细看，无形中羡慕他的性格及生活。”

[67]戴望舒在他所翻译的《恶之花掇英》中不但谈到了国内学者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与评价，同时还把瓦莱里的文章《波德莱尔的位置》翻译出来作为这本小册子的卷首，他在译后记中这样写道：“对于指斥波特莱尔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忧郁，他会给中国新诗以不良影响等意见，文学史会给予更有根据的回答，而一种对于波德莱尔的更深更广的认识，也许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

……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去度量一切文学作品，无疑会到处找到‘毒素’的，而在这种尺度下，一切古典作品，从荷马开始都可以废弃了。

至于影响呢，波德莱尔给予的是多方面的，要看我们怎样接受。

只要不是皮毛的模仿，能够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也许反而是可喜的吧。”

[68]杜衡在《〈望舒草〉序》里论述了与波德莱尔相似的诗歌美学观：“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说，它底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69]梁宗岱对波德莱尔的接受更是建立在创造之上的，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无不打上波德莱尔的烙印，他在解释象征之道时说：“像一切普遍而且基本的真理一样，象征之道也可以一以贯之，曰，‘契合’而已。”

[70]梁宗岱自己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而且对诗歌进行了解释：“这首小诗不独在我们灵魂底眼前展开一片浩**无边的景色——一片非人间的，却比我们所习见都鲜明的景色；并且启示给我们一个玄学上的深沉的基本真理，由这真理波德莱尔与17世纪一位大哲学家莱宾尼兹（Leibniz）遥遥握手，即是‘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

[71]梁宗岱不但解释了波德莱尔的应和，解释了象征主义意境中的自我与自然的应和关系，更解释了生存的万物之间的大和谐。

和谐之中的碎片让人体会到梁宗岱对波德莱尔诗歌现代性的领悟：“宇宙底普遍完整的景象支离了，破碎了，甚至完全消失于我们目前了。”

[72]王独清在他的文章中也对波德莱尔的精神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Baudelaire底精神，我以为便是真正诗人底精神。

不但诗是最忌说明，诗人也是最忌求人了解！

求人了解的诗人，只是一种迎合妇孺的卖唱者，不能算是纯粹的诗人！”

[73]波德莱尔所倡导的音乐与色彩之间的应和也在他这里得到了回应，他说自己更自觉地“想学法国象征派诗人，把‘色’（Couleur）与‘音’（Musique）放在文字中，使语言完全受我们底操纵”

。

关于卞之琳的诗的非个人化的观点，有学者这样论述道：“一首诗（也可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或隐含作者，叙述者，主人公都是主体在不同层次上的表现。”

[74]具有现代意义的复调诗歌叙事手法，“我是他者”

的诗歌主张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他可以随意成为自己或他人。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附在任何人身上的。”

艾青主张“每天洗涤自己的感觉，从感觉里摄取制造形象的素材”

。

他对感觉素材的重视可以与波德莱尔从自然中摄取形象相媲美。

他的诗歌创作在受到象征主义影响的同时，更把感情耕种在中国大地上，他用忧郁的芦笛倾诉着民族的苦难，也希冀着黎明的光辉。

苦难中所隐含的曙光，梦幻中所吟唱的沉重使这位中国当代诗人更直接地从波德莱尔那里汲取了美学中的现代性，其当下的时间性特点在异国他乡也很突出。

中国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派诗歌是在翻译和借鉴中发展壮大的，其中波德莱尔的影响和作用不可低估：“在这一现代类型中出现的诗人，都直接或间接找到他们接受法国象征派诗和它在其他国家的衍变所产生的各种流派的影响，对此种方法进行了幼稚的尝试。

这里包括波德莱尔代表的法国上个世纪的象征派诗，包括本世纪20年代瓦莱里代表的法国后期象征派诗，包括2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的意象派诗运动，也包括由象征派衍变而来的未来派等诗潮和运动。

这些诗潮或多或少地都在中国刚刚诞生的新诗中产生过影响，产生了一些富有现代性因素的试验的萌芽。”

[75]

波德莱尔从爱伦·坡，从浪漫派和帕纳斯派诗人，从现代生活的画家那里悟出并提出了诗歌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具有与他同时代的当下时间性特点，具有当代人所处的时代的当下时间性特点，也具有当下的空间性特点，尽管后者必须通过时间来体现。

那一行行波德莱尔的诗，犹如一声声叹息，唤醒了记忆深处沉睡的倒影，缓缓越过时空，被当下的时空翻新，继而向未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