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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与影响（第5页）

语言到处都可以为自己折出褶子，语言的漂浮有无限可能的方向。

德里达说，这种情形像一个不必归还的礼物，因为没有送出去。”

[61]文学的这一非社会责任、排除了自身之外的功能成了当代人继续探索的主题。

让·贝罗尔在论及诗歌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时，特别强调：“使主体与社会分化，发出请愿，拒绝空洞的符号，重视某些被社会嘲弄的价值，提出警告和期望。”

[62]对诗歌本身价值的追寻，对诗歌本质的挖掘，对非主流价值的重视，都成为现代诗歌的目的，波德莱尔对此的探究只能让今天的读者叹息他的伟大和超前。

瓦莱特在谈到波德莱尔诗歌的特点时这样写道，“里法特尔之所以没有遭受借助词义分析的指责，没有掉进诠释的陷阱，是因为他一下子站在了词汇的高度：他认为，词义终究由词汇决定，应该把它们放置在词语、修辞和诗学背景中研究。”

[63]他其实真正探究到了波德莱尔诗歌的本质，把诗歌的意义置于语言本身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诗歌本身的环境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诗歌的现代性因为波德莱尔而延续至今，也常常使文学误入歧途，迷失方向。

波德莱尔是多么希冀异国文化，他的渴望竟梦幻般通过诗歌美学的现代性主张得以实现，这种主张不仅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而且也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体现了当下的时间性特点。

波德莱尔诗歌及其美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诗体的大解放主要得益于外国现代诗歌形式的输入。

“五四”

以后，中国新诗受西方诗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就是通过翻译。

白话译诗渐渐多起来，译成的大部分是自由诗，译者大多为留学生。

他们在国外获得了新的文学意识和眼光，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为中国新诗注入了活力，正如茅盾所说，“我们翻开各国文学史来，常常看见译本的传入是本国文学史上一个新运动的导线；翻译诗的传入，至少在诗坛方面，要有这等的影响发生”

。

“而据尹康庄考证，中国最早谈及象征主义的译介文章是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上陶履恭的文章《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

[64]。

一年后，周作人在发表于《新青年》上的《小河》一诗的序言中，提到过法国波德莱尔和他的散文诗。

20世纪20年代初译介到中国最多且最有成就的要数波德莱尔的散文诗。

仲密（周作人）在译波德莱尔散文诗八首的附记中称：“……现代散文诗的流行，实在可以说是他的影响。”

1918年到1924年左右，《新青年》《晨报》《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学灯》《文学旬刊》《语丝》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刘半农、周作人、沈颖、西谛（郑振铎）、苏兆龙等人翻译的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的散文诗。

1920年到1921年间，《少年中国》系统地介绍了法国象征主义产生的根源及过程，系统介绍了波德莱尔、魏尔伦和马拉美等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有的刊物还专门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散文诗的文章，如郑振铎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要晓得诗的要素，决不在于有韵无韵”

，而在于“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不必管他用什么形式来表现。

有诗的本质、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而用散文来表现的是‘诗’；没有诗的本质，而用韵文来表现的，决不是诗”

。

张闻天还翻译了长篇论文《波特来耳研究》，发表在1924年4月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五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上。

鲁迅是通过日语和德语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歌的，1924年10月26日，鲁迅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自己发见的欢喜》的译文以及译者附记：“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在原书上本有译文；但我用德文译一比较，却颇有几处不同。

现在姑且参酌两本，译成中文。”

[65]1924年12月，徐志摩在《语丝》上发表了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死尸》的译文，他在序文中称赞该诗是“《恶之花》诗集里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

。

徐志摩在自己的散文中这样论述波德莱尔：“波特莱一辈子话说得不多，至少我们能听见的不多，但他说出口的没有一句是废话。

他不说废话因为他说不出口除了在他的意识里长到成熟琢磨得剔透一些。

他的话可以说没有一句不是从心灵里新鲜剖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