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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与影响（第4页）

诗歌或者小说从此丢失了外在的存在符号和身份，终结随着完成而构建：“诗成为一种无可归约，不具传承的性质。

它不再是属性而是实体。

因此它能安然地放弃记号，因为它独立自足，无须向外显示其身份。”

[56]“无常、瞬变、偶发”

也好像在表现着普鲁斯特在虚构的小说和真实的存在之间的对应关系，表现后者在瞬变、偶发的现实和永恒的记忆之间的对应关系。

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德烈·莫罗亚在论及普鲁斯特的这一特点时强调：“自主的回忆不可能使我们感到过去突然在现在之中显露，而正是这种突然显露才使我们意识到自我的长存。

必须发动不由自主的回忆，才能找回失去的时间。”

[57]这种源于波德莱尔的“无常、瞬变、偶发”

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被无限地延伸和扩大，成为作者唤醒过去的魔法，因为“他把无穷的根赠给所有的分芽，那是在他生命期限内他在生活环境中撒下的萌芽。”

[58]当代诗人让·贝罗尔追溯到这一现代诗歌观的源泉，他虽然没有明确波德莱尔在其中的作用，然而肯定了诗人们的努力：“——连续性及直线型的终止，间断突变型的尝试。

首先是诗人们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协调一致的自我的存在。”

[59]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波德莱尔的贡献。

波德莱尔所主张的现代性没有任何终极目的，没有提出任何人文主义试图实现的理想，没有目标和企图，唯一的目标和理想就是注重诗歌的本质，就是咏唱诗歌。

他主张的诗歌是反启蒙、反宣教的，是与启蒙思想相对立的。

这种主张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文学理论，雅克·德里达在谈到自己对文学的定义时，曾说“允许讲述一切的奇怪建制”

。

当他解释这种“奇怪建制”

时，我们依稀看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子：“其实，它（指文学）可能还有另外的基本作用，甚或没有作用，于本身之外毫无意义。

……作家可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有时候，他可以——我甚至要说他必须——要求某种不负责任，至少是对于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关。

……这种不负责任的职责、这种拒绝就自己的思想式创作向权力机构作出回答的职责，也许正是自责感的最高形式。”

[60]当我们在字里行间读出文学和文学家的独立使命时，那种与波德莱尔思想的暗合让人大吃一惊。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德里达超前的文学观时，突然发现一百多年前的波德莱尔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波德莱尔所提倡的诗歌“并不完全是为了探寻自我，责问灵魂，唤醒美好的记忆”

，与德里达所提倡的对“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关的不负责任”

同时排除了文学的社会属性，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强调了文学的自身功能和目的。

波德莱尔认为，诗歌“除了自身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也不可能有其他目的。”

德里达也特别强调了文学自身的意义，认为：“它（指文学）可能还有另外的基本作用，甚或没有作用，于本身之外毫无意义。”

德里达对波德莱尔诗歌美学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他一定是受到《仙女的礼物》的影响，对语言中的“给”

与“拿”

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甚至通过分析波德莱尔的《假币》提出了“礼物”

的概念：“语言关系作为礼物关系，它的‘给’与‘拿’是同时发生的。

德里达说，像是语言在自己折叠自己，在折叠中向后撤退。

从‘给’恢复到‘拿’，从‘拿’恢复到‘给’，这种复现就是语言的折叠效果。

‘词语意味’方向的自由保证了语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