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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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接受与影响（第2页）

为追求的严肃文学，使小说由文学的“边缘”

向“中心”

位移。

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无论是清末民初“小说界革命”

的倡导者，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将目光转向了外国文学，希望借用“它山之石”

，为中国小说界输入新的血液。

于是，大量的小说家被译介进入中国，其中就有普鲁斯特。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普鲁斯特在中国接受的第一个阶段，最初只有报刊、杂志上对普鲁斯特的介绍片段和作品翻译的节选。

1923年，茅盾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2号上介绍两位去世的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和马塞尔·普鲁斯特。

在茅盾的笔下，普鲁斯特被介绍成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在献身文学事业之前是一位“烟草制造家……一九O九年被举为法兰西学会会员”

[3]，作品《在斯万家那边》于1913年发表，《在如花的少女们身旁》获得1919年龚古尔文学奖。

很显然，作者肯定混淆了普鲁斯特和他同代的一位小说家马塞尔·普雷沃的名字，这也间接地反映出作者并不了解普鲁斯特这位作家。

两部作品的翻译节选分别是卞之琳1934年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的《睡眠与记忆》和《法文研究》上的《嫉妒的末日》（选自《欢乐与时日》）。

《睡眠与记忆》译自《追忆》开头的片断，描写了叙述者在梦中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时的一些幻觉，没有人物、没有故事，就像某些读者谈到的“不是小说的章节，而像一篇绝妙的散文”

[4]，给习惯了传统小说故事情节的读者呈现了一种陌生的形式。

后来这篇译文收入卞之琳先生的散文集《西窗集》，在写于1936年的一篇散文《成长》中，诗人更是触及到了时间与回忆的主题，他感叹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无情：年轻人成为老人后，当他回想自己年轻时的甜蜜往事，“像普鲁斯特一样，作‘往事之追寻’，那时候不觉得荒凉吗？”

[5]在诗人的眼中，这种回忆是悲伤的，还不是普鲁斯特作品中那种能够重温过去幸福的回忆。

除译文外，我们不能忽视一些报刊、杂志上的简短介绍，因为这些简短的还不能算作文学批评的文章给中国读者勾画出普鲁斯特的独特形象，部分文章已经在向读者慢慢介绍普鲁斯特作品的某些现代性。

例如，在《现代》杂志上，普鲁斯特的名字出现了5次[6]，如戴望舒翻译的《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贝尔纳·法伊）、《关于雷蒙·拉迪盖》（让·科克多）及施蛰存翻译的《新的浪漫主义》（奥尔德斯·赫胥黎）等文章中都提到了普鲁斯特的名字，注意到了普鲁斯特对心理的刻画，认为他是心理小说流派的作家。

但同时，对普鲁斯特也存在误解，在周起应《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的批评文章中，普鲁斯特被看成资产阶级文学的不道德的作家，居然用六页的篇幅来描写一个女人的微笑，普鲁斯特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随着20年代象征主义理论被引进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批评家们运用英美文学的观点来解读普鲁斯特，使得普鲁斯特渐渐在读者眼中成为了“象征主义”

的代表作家。

例如，《西窗集》中，普鲁斯特的名字是与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等象征派大师连在一起；1933年《北平晨报》发表了由曹葆华翻译的美国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批评专著《阿克塞尔的城堡：1870—1930年间想象文学》8的部分章节[7]。

在《象征主义》一章中，作者明确指出普鲁斯特是第一位将象征主义理论运用到文学创作的小说家，将普鲁斯特纳入了象征主义的阵营。

普鲁斯特虽然拥有“象征主义”

的头衔，但批评者渐渐地认识到他作品的美学价值，虽然有些认识还比较肤浅，不是在对普鲁斯特作品仔细阅读基础上的批评。

例如，叶灵凤在《谈普洛斯特》中指出《追忆》具有自传的色彩，它“着重于内心分析，人物的活动不过是他所要描写的精神活动的佐证而已。

在这方面，普洛斯特是承继着他的前辈斯坦达尔的遗产，远在乔伊斯的《优力栖斯》之前，为现代小说着重于内心分析的大路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8]。

20世纪40年代后期，盛澄华在《〈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普卢及其〈往事追踪录〉》中对普鲁斯特有着更为详尽的论述，他指出：普鲁斯特“藉他独特的风格和方向替现代小说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他曾是纪德和N.R.F.同人所最叹赏的一位作家”

[9]。

他以详尽的笔墨分析了《追忆似水年华》，称这“是为‘遗忘’和‘记忆’所写的一部史诗”

，把这部作品判断为一部“江河小说”

，“但他并不用一般写实的手法，认为这只能软弱地划出每一事物的线条与平面，而不足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世界，一个更丰富而内在的世界。

因此普卢独创了他一己的文体，一种紧随思想节奏与生命节奏的文体。”

[10]这个时期，对普鲁斯特作品分析比较深刻的一篇文章是发表于1942年《法文研究》的《普鲁斯特》，作者认识到了《追忆》中的艺术价值，如时间、回忆以及艺术的功能，认为普鲁斯特是一位先驱者，给予未来的小说家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