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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俗批评 文化霸权与帝国实践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第7页）

，以至于西方人会把这种特征的区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说，这是赛义德全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赛义德十分清楚的是，这种东西方观念首先是从西方航海和地理经验开始、从东西方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意义的时间点则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也许是受近代学科分化、启蒙理性和殖民实践的影响，有关东方的知识逐渐增长、逐渐系统化，并且为殖民扩张强化，进而渗透进人种学、比较解剖学以及语言、历史和文学等学科和艺术门类。

由于欧洲在殖民历史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此这种从强力中诞生的知识包含了强弱的等级关系。

赛义德把这种具有等级性的东方“知识”

和研究称之为“东方学”

。

它既是学科，也就是专门的东方研究，同时也是知识和资料库，还是与殖民实践关联的具有等级意识的学术权力、“一组具有内在相似性的观念和一套具有整合力的价值”

。

作为研究，它逐渐有了自己专门的学术机构和研究范式，但作为价值观念，它“归根到底是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

[28]。

接下来赛义德系谱式地考察了《埃及志》《东方全书》等各种文献，考察了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东方观念，指出了东方学的运作模式，即“将文化间的不同首先构想为分开这些文化的界线划定，然后又将其构想为西方对文化他者进行掌控、遏制抑或整治（通过傲慢的知识以及隐含其中的权力）的号召”

[29]。

像《东方全书》这样的文献，通过其学科化的秩序和论证方法，成为一种“权威”

和基础性文献，进而给其他的研究和艺术等文本提供想象的基础。

这样，东方逐渐脱离其自身现实成为一个想象的地域，使得本来就存在的权力、等级秩序和价值区分进一步强化。

由于人们对图示化权威的崇拜，使得《东方全书》这样的权威文本不仅创造了知识，而且创造了关于东方的第二现实，一个按照其利益分配而希望描写的那种现实。

[30]赛义德力图说明，东方学不仅制造了一个脱离具体现实的想象的东方，而且通过文本的传递而相互强化、生产，并衍生出了大量的东方幻想。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东方在这种话语体系中逐渐成为“我们的东方”

，一个与西方自身主体性直接相关的对象；一个自我认同和支配的对象。

即使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和全球化的扩大，在现实的东方与文本的东方有了更加巨大的差异的时刻，这些观念的力量仍旧发挥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以至于西方人会认为是东方的历史变化扰乱了他们对于东方的认识；一个“陌生的”

东方不是激发了他们纠偏的渴望，而是由于东方逐渐变成“他们的”

而感到威胁，进而力图对“他们”

进行排斥和继续实施控制。

[31]

赛义德从文化的角度认为，从伊斯兰世界到东方其他地方的扩张、历史学家们对东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比较研究、对他者文化和历史的移情式认同、对自然和人类进行分类的欲望等四个方面作为18世纪的思潮，为现代东方学特定的知识结构和体制结构奠定了基础。

[32]而这一世俗化过程并没有排除宗教的“基督教异教”

的分类模式。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远征是促生现代东方学的第一次努力，而萨西的语法原理研究和阿拉伯文学分类研究则被认为开创了现代东方主义传统。

赫南对印度和希伯来语言的研究巩固和延续了萨西的传统，成为第二代东方学家的代表。

他们开创了一个研究领域，建立了一套观念体系，使东方学具有科学的特征和连贯性。

[33]现代东方学的发展历程和殖民历史的阶段性恰好是一致的。

通过对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观念、机构和人物的分析，赛义德在此问题上要得出的结论是，现代东方学一直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强调现代东方学具有的科学理性特征和权威性的来历时，赛义德着重揭示了它的另一面，即萨西等人开创并进行实践的“历史截面研究方法”

和“片段理论”

。

通俗地说，就是以点带面的方式，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材料来把握整体。

萨西等东方学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搜寻、选择、组织和阐释各种东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