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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俗批评 文化霸权与帝国实践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02（第2页）

因此必须以可变动的关系替代从帝国主义那里继承过来的等级体系。

[57]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法侬的看法和今天的世界关系时会发现，他的担心被应验了。

赛义德关于帝国主义的历史是一种双边关系的历史的看法，基于他在导论中就进行阐释的文化“混杂性”

的观念。

文化既是千差万别的，又是杂交性的和混成性的。

[58]这种混成性不仅存在于相互作用的文化之间，同时也存在于文化内部的各个方面之间。

正是如此，属于艺术历史的文学作品才可能同时属于文化统治的历史，并且才能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得到解读。

这里我们听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差异观念和多元观念的回响。

值得提出的是，赛义德的这些观念涉及对文化复杂性的认识，既牵扯到文化自身的历史演变，不可避免的动态的流动性，同时也牵扯到文化自身的传承性，这就赋予了“混杂性”

以历史的纵深。

这样来看，“混杂的文化”

的确包含了对于文化的全部复杂性的认识，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共同存在于帝国实践之中，并且包含了它们各自的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因素，因此既不能因为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而否定它可能带来的新的营养，也不能因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认同意义而忽略其陈旧的压制性观念。

因此，他反对那种“即使是反殖民运动，也只有西方文化才能解决问题”

的看法，当然更反对用基督教来进行脱殖的西方激进观念，即使这些西方激进观念可能完全站在殖民解放的立场。

因为他认为这种看法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的文化傲慢：“一个标准的帝国主义式的歪曲说法认为，完全是西方的自由观念导致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

它心怀叵测地忽视印度和阿拉伯文化中蕴藏的抵抗帝国主义的成分，并且声称反帝斗争是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之一。”

[59]例如对叶芝的分析，赛义德赞扬了他在文化领域中的反帝实践，认为叶芝的代表性就在于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爱尔兰文化遭受的破坏以及自己身处的混杂性，但是另一方面又十分努力地恢复某些被压抑的历史，并促成它与民族的结合。

这时候叶芝的努力不是把一种理想的民族的过去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是把这种诉求作为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民族主义是必要的阶段，并且的确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0]事实上，殖民主义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化目的不是对殖民地进行彻底的白人化，不是力图使非洲或者亚洲人变得跟白人一样，而仅仅是在控制的欲望驱使下力图破坏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身份认同。

正如法侬所说的，其目的是使其与自我隔绝，与自己的心理、生物属性和不幸隔绝。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民族文化认同和西方的自由解放理念共同造就了殖民地的大规模解放。

有了这样的思考，赛义德得以印证他在导论中提出的核心观念：“那种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钟情的二元对立已不复存在了。

相反，我们开始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新的权威代替旧的权威；而跨越国界和国家类型，跨民族和本质的新组合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

[61]可以说这既是赛义德的一种期望，也是一种多多少少正在显现的事实。

有理由认为，关于“混杂性”

的观念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核心框架，它不仅可以用来理解帝国文化与帝国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可用来解释反帝历史中复杂的文化问题，并且，也是赛义德用来理解当今现实，即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帝国主义”

时代的一个主要坐标。

这正是该书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

由于新帝国主义与英法帝国主义在实质上并无区别，因此对于当今文化现象与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也沿袭了此前的思路。

赛义德要着重说明的是，借助于权力运作所获得的支配力，借助于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尤其是借助于现代化的资讯和传媒力量，美国在文化领域中的合法性阐释和文化优越性展示、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范围都是此前的帝国主义所不能比的。

美国继承了从欧洲历史中传递下来的关系结构，即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62]也就是说，我们仍旧需要把文化与经济利益、政治控制通盘联系起来，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相联系的角度，才能有效阐释新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状况。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与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相互依存这一惊人现实是紧紧相连的。

“当今，没有一个人是单纯的。

印度人、妇女或穆斯林或美国人之类的标签只是一个起点。

一旦进入现实生活，这个标签就很快消失了。

帝国主义已在全球范围内把文化与认同铸成牢固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