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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1（第1页）

第四章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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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由罗钢、裴亚莉合作完成，见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01期。

弗洛伊德曾把妇女比作“黑暗的大陆”

，这个比喻最好不过地表明，在白人男性心目中，至少是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他们认为：在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

与白人男性所占据的中心和主宰的地位相比，他（她）们都处于边缘的、从属的位置，都被看作是异己的“他者”

。

正是这一种相似性，使20世纪后半叶蓬勃兴起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近年来，它们作为“少数话语”

的两种最主要的代表，共同向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在挑战的同时，两种理论之间也在进行着频繁的对话和交流，并通过这种对话和交流，逐渐形成了一种被学者们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

的新的理论模式和文本阐释策略。

一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对话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再认识和再发现。

在很长时间里，第三世界妇女都是理论话语中的一个盲区，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白人女性，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特征，则被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她们即使在话语中得到呈现，也是一种遭到歪曲的呈现。

莫汉蒂在《在西方注视之下：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与殖民话语》一文中，便站在第三世界妇女的立场，对西方女性主义提出了质疑和诘问。

从世界与话语的关系来看，我们必须分清两种第三世界妇女。

一种是作为真实的物质存在的、作为历史主体的第三世界妇女，另一种则是呈现在各种话语，例如科学、文学、影视及法律等当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二者的关系往往并不是吻合的。

莫汉蒂指出，在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话语中表述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就是如此。

西方女性主义尽管是以对抗西方男权文化的挑战者姿态出现，但它毕竟是在西方文化和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阴影。

莫汉蒂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者在提到“妇女”

这个范畴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把它看作一个先验的、统一的、有着一致利益和欲望的整体，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它内部包含的阶级、种族、文化等的差异。

例如，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妇女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受压迫，受压迫把世界上所有的妇女都联系在一起。

于是，她们便力图在各种各样的妇女集团中寻找这种受压迫的证据。

当她们要表述第三世界妇女的特征时，她们便在这种受压迫之外，再加上一些第三世界的特征，而由于第三世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所谓“不发达”

（u），于是第三世界妇女的形象便被塑造为贫穷的、没有文化的、受到传统严重束缚的、家庭取向的、没有权利意识的、信奉宗教的、软弱无能的等，与之相对立的，则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对自身的表述，西方妇女是受过教育的、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现代的等。

在她们的笔下，西方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的区别，很像政治学和经济学上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区分。

莫汉蒂指出，仅凭一些未经分析、未加证实的先验的理论前提来加以推演，而不对第三世界妇女置身其中的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关系作具体的、深入的分析，是很难正确地认识第三世界妇女的真实面貌和真实处境的。

例如，西方女性主义者断言，在某一社会，戴面纱的妇女越多，性隔离和对妇女的控制就越严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事例似乎都在支持着这一种结论，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伊斯兰妇女就是如此，此外，巴基斯坦、印度、埃及也有类似情形。

但是，在妇女佩戴面纱和遭受压迫之间，是否就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呢？这仍然要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加以具体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中，佩戴面纱的意义是不相同的。

在1979年伊朗革命中，许多伊朗中产阶级妇女主动地佩戴面纱，以此来显示她们与其他伊斯兰姐妹的团结，但在革命之后，伊朗政府以法律形式强制每个伊朗妇女都必须佩戴面纱，这两种情形下佩戴面纱的具体含义便非常不同。

在第一种场合，伊朗中产阶级妇女佩戴面纱，显示的是她们与当局的一种对抗的、革命的姿态；而在第二种场合，它是当局强制施行的命令和措施，体现的是在本土政权压迫下伊朗妇女的另一种处境，所以，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佩戴面纱这一行动的政治含义才能真正被揭示出来。

与此相似的另一个例子是，西方女性主义者经常把妇女是否能够成为家庭的家长（family-head）看作是妇女独立和进步的一个指标，比如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妇女在考虑单亲家庭的模式，女同性恋母亲也越来越多，妇女拥有更大的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种指标是可信的。

然而，当西方女性主义者把这一指标扩大应用到第三世界时，情形便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