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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不会错读苦难（第2页）

又如何看待，却属未曾准备。

而国人在灾难面前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创作力，一时间涌现了数量如此之巨的“地震诗歌”

，更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

很显然，这场写作已经构成了一个景观，一个无法不认真面对的现象，如何来面对和评价这些诗歌，这场人数众多、情景壮观的写作？我感到了犹疑和困难。

从现实的意义上，我当然应该赞赏和敬重一切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表达悲伤和怜悯、表达哀思和爱心的写作者，但是当人们用不无过剩的热情来比赛产量的时候，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来表达他们的怜悯和爱，甚至以伤痛者的角色表达感恩和“幸福”

的时候，当有舆论将这同1976年的一场政治诗歌运动联系起来进行比拟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气味正在发生可疑的变化。

很显然，我们必须首先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即写作的一切潜命题、一切写作者的潜角色必须要得到拷问，得到检验。

只有这样，我们从语言中所获得的，才不仅仅是虚拟的慷慨和廉价的赞美，不是替死者感恩、为孤残者代言“幸福”

的虚假写作，不是将哀歌变为颂歌、借血泪和生命来构造丰功伟绩的偷换式、盗贼式写作。

这样的写作在过去也许不是问题，但果真像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人类的重大灾难或悲剧不是以巨大的进步为补偿的”

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国人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所获得的“补偿”

，就是接近于真正认识到了“人”

的价值，人的“生命”

的价值，认识到了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只是抽象的“人民”

—的第一位的价值。

人们的眼泪、悲恸、慷慨捐赠与救助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无疆大爱，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进步所产生的价值共识，而这个共识正是我们检验政府救助工作是否得力和到位的标准，当然也是检验一切写作和文字表达的试金石。

有的“写作”

正是因为违反了这样一个价值共识而遭到了批评、反对乃至谴责和攻击。

这表明，如果说话者的立场仍旧使用了过去那种公共利益大于个体价值、抽象事物大于生命价值的世界观的话，那么他的说法将因为悖逆和挑衅了这一价值共识和历史进步而遭到唾弃。

因此，我首先要为那些带有“拷问”

意味的写作叫好，因为只有对写作者自我的合法性抱有质疑和反思的写作，才更具有思考的价值和感人的力量。

我们应该庆幸出现了这样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也是它们挽救了这场写作，赋予了这场“诗歌运动”

以合法性。

如果要举出例证的话，我愿意以朵渔的一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作为例子，它对包括“写作”

以及自我在内的一切灾难承受者之外的人与物、行为与表达的普遍质疑，恰好凸显了这写作的意义：“……想想，太轻浮了，这一切在一张西部地图前，上海是轻浮的，在巨大的废墟旁论功行赏的将军是轻浮的，还有哽咽的县长机械是轻浮的，面对那自坟墓中伸出的小手……想想，当房间变成了安静的墓场，哭声是多么的轻贱！

电视上的抒情是轻浮的，当一具尸体一万具尸体，在屏幕前我的眼泪是轻浮的，你的罪过是轻浮的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部是轻浮的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是轻浮的！

……悲伤的好人，轻浮如杜甫”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