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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不会错读苦难（第3页）

今夜，人类的悲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一切怜悯、救助和感人的至爱，都无法抵消万千生命和肉体毁灭这一悲剧，无法抵消死亡者的死亡、伤痛者的伤痛。

谁也没有权力用别的什么东西和言辞，来覆盖冲抵这无边的悲伤，没有权力随意地叙述和书写任何有关的人与事、情或理，“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真正得体的表达也许就是“沉默”

，但仅仅用沉默却同样也无法表达沉默。

如果说这首诗中有一个言说的立场的话，那么它便是无限接近的“上帝的立场”

了，对于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民族来说，读到这样的诗歌我们应该有理由感到欣慰。

当年奥登在观看美术馆时，对古代画家们在灾难题材的绘画中所表现的伟大立场和道德力量的由衷赞美，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启示和佐证，他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不朽的人性力量与价值光辉，离开了自我拷问和灵魂介入的言说是没有价值的。

现在中国的诗人也同样具备了这样的理解角度，它可以说见证了此次赈灾行动中民族精神与价值认知的飞升。

因此，对生命的理解和价值尊奉的程度，将是决定这场写作中文本价值的标尺。

荷尔德林说，“人能够将自己置放到他人的处境中，把他人的领域变成自己的”

，“这正是人的需要”

。

如果不能以这样的理解和精神去关怀，任何“灾难写作”

都将很难获得严肃的意义。

它甚至不如为灾难的承受者们做哪怕一点点实事来的更有价值。

从这个角度说，我宁愿去讴歌那些用身体而不是语言、用物质而不是情感去支援灾区的人，那些本身介入了救灾实践的人们，更有资格书写他们的体验和思想。

地震以后，大量的媒体和出版人用了各种形式、以最快的速度赶制了各种版面和出版物，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们有可能发挥的作用，但面对上述伦理，它们的价值甚至动机也将首先面临质询和拷问。

当我在5月末收到由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特刊《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惊愕，惊异他竟然有如此迅疾如职业记者的意识和速度；我的第二反应是疑虑，难道在这举国悲恸的日子里真的还有必要、有那么多人有心情写下那么多的诗歌作品？但当我读了诗集的前言，得知他和他的同仁们为赈灾举行了巡回诗歌朗诵会，并为灾区募集了8万余元资金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感到他有这个资格来编辑这样一本诗集，因为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语言与修辞的工作，8万元对于这巨大的灾难、对于数百亿的捐款来说也许是微薄的，但他们却实现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担当，实践了他们的“完整性写作”

的诗歌理想：“‘完整性写作’的诗歌精神就是敢于去担当，去照亮，去恢复人性的崇高。

这一刻，诗歌是一个行动者……”

是的，诗歌必须同时参与这爱的“行动”

才具有合法性和价值。

因此当我读到另一位诗人哑石的“诗歌日记”

的时候也深深地认同他的说法：“周围的一些博导们，开始抽着名烟，喝着茶，（眼神中，不时闪过恐慌）讨论天灾的哲学意义，国际影响……他们都曾是我很好的朋友。

突然，我开始厌恶他们，说不出理由”

—

我扭头离开他们，来到离学校最近的采血点，献200毫升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