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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干部服的旧文人（第2页）

可是，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写法，使他将蒲松龄式的“旧文人趣味”

和《聊斋》式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色情幻想”

融入了《铁木前传》之中，使这部小说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范和预期的主题，变成了一部具有超常情趣的小说，一部由“革命油彩”

装裹的旧的聊斋故事。

放在今天看，某种意义上，它潜在的“毛病”

恰恰成了它的优点，它的叙事的某种意义上的不成熟，恰恰成了其胀破规范、越出樊篱的原因和诀窍。

90年代初期，陈思和教授提出“民间视角”

这一文学史线索与价值标准的命题的时候，曾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即“民间隐形结构”

。

虽然他并未当即予以充分阐述，仅是提出了《李双双小传》中的“男女调情模式”

、《沙家浜》中的“一女三男模式”

等很感性的说法，但他的角度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却很有启发意义。

如果从结构主义叙事学（比如普罗普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许多理论家的论述，探讨在红色叙事的内部所隐藏着的大量民间故事的结构模型，并且由此解读出革命文学中真正的文学性所在。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说，革命文学中不光含有“民间隐形结构”

，而且还含有“传统隐形结构”

和作家的“个体无意识结构”

，如果能够将这些隐含的东西统统解释出来，那么其文学性也就获得了丰富的可诠释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革命文学”

也是可以通过多角度的解释，而部分地获得文学经典意义的，而孙犁正是这样一类作家，他的作品中孕育了更多这样的可能。

我把孙犁小说中的“旧文人趣味”

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元素。

自然，放在当时这是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但他似乎知道这点，并且有效地给予了改装处理：他给他的叙事人赋予了“干部”

身份予以包装—这是一个到处指导革命工作并且兼而“了解人”

的特殊人物，有某种“特权”

，这样他自然可以寻机与小满儿这样的“落后分子”

接近，并且单独相处，去探寻她的美貌、性格和生活，以及她不寻常的女性之魅。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身份，显然是不得体的。

因为这一点，他就可以虚构出一些在革命文学中罕见的浪漫故事、有风情的细节或情境。

这个“干部”

以亲历者或者目击者的身份来讲述他的所见所感，便巧妙地回避了正面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内容，而可以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捕捉带有民间或传统色调的小人物，来书写与革命“相关”

的人和事。

《山地回忆》中，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忆了在阜平山区的经历，在河边与一个农家少女“妞儿”

的相遇，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场“狼和小羊”

式的口角。

这位山村姑娘嘴舌伶俐、泼辣机智颇有些娇憨之态，而“我”

随后竟然就在她家度过了许多时日，其间当然也就持续了与她之间性格与语言的冲撞，但临行时，她竟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