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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财政支出测算与时空分布研究（第6页）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负担的空间分布主要是指，以上支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转移人口流出地政府、流入地政府，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布情况。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如前，随迁子女的教育、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就业、城市管理等则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

以此观之，理论上讲，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布如表7、表8所示。

表7中央政府负担部分

表8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

2.农村转移人口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

总体而言，我国东部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净流入地区，西部、中部是净流出地区。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1年，东、中、西部农村转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5.4%、17.6%和16.7%[5]。

据此，如果不做调整，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出在东、中、西部之间现实上可能会形成如下分布（见表9）：

表9东、中、西部地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出分布

3.各层级城市之间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1年外出农村转移人口在直辖市务工的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在地级市务工的占33.9%，地级以下城市（镇）为35.3%。

据此，如果不做调整，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负担在各层级城市之间可能形成如下分布（见表10）：

表10各层级城市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出分布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简要的结论

①以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如果将现有15863万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各级财政为此将新增支出为18091.58亿元。

如果将计算范围扩大到现有2.6亿农村转移人口，则计算结果将增大到29651.76万元。

②从理论上讲，在18091.58亿元的总支出中，中央政府应当主要承担随迁移子女教育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共计4152.83亿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担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计13938.75亿元。

从农村转移人口的现实分布上看，如果中央不做调整，东部地区政府可能承担9115.94亿元，中部地区政府可能承担2453.22亿元，西部地区政府可能承担2327.77亿元，直辖市可能承担1435.69亿元，省会城市可能承担2857.44亿元，地级市可能承担4725.24亿元，地级以下城市（镇）可能承担4920.38亿元。

③如果到2020年完成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任务，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为2261.45亿元；如果到2030年完成，则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为1005.09亿元。

④按金额大小排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最大的成本项目是保障性住房成本，其次分别是随迁子女教育支出、养老保险补助、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和医保补助。

⑤按发生的时间先后排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最急迫的是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支出等，而养老保险总体而言则是远期才会发生。

（二）政策建议

综上，我们认为，高达18091.58亿元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总额固然很高，但如果拉长时间界限，且纳入多个主体来考虑，再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财政状况，却也并非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一方面是一个总量能否承受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是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调整的问题。

我们认为，处理如此巨大支出的关键在于把握两个方面，一是要全国各地均衡起步，防止一些地方动，另一些地方不动而带来的“凹地效应”

进而阻止这一复杂工作的渐次推进；二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财政平衡关系。

这两者都共同指向一点，那就是中央政府必须发挥顶层设计的关键作用，通过相关制度的调整、设计，构造出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运作基础。

①要核定中央应承担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资金总量。

可根据以上分析，将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支出、相关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确定为中央政府财政负担事项，分担相应部分支出。

②调整转移支付制度，促成地方政府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上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由于各地财力水平不同，负担能力有高低，因此不能随着农村转移人口的自然分布而将相关的财政支出也自发分布在各地和各城市之间，必须由上级财政主持调剂。

如上，在确定中央政府应负担的资金总量的前提下，中央财政就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总额、调整转移支付比例、修订转移支付系数等方式，来调节地区间、城市间的实际负担水平，促使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能相互匹配。

③调整财政支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