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变迁 特点与原因（第5页）

而不是在职者的“应该怎么行动”

，形成以非人性的客观的程序性的繁文缛节为主要特点的科层制度。

科层制的核心内容在于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与它为公民所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服务如何能做得有效果、有效率和尽可能的公平。

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需求结构的多样化，以及对什么是公平的多元理解对传统科层管理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最后，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在中国，政府部门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铁板，而是由不同利益阶层、中央和地方等多级政府机构构成的集合体，不同利益阶层和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很难有完全一致的政策取向。

从我国的情形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财政制度强化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权。

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到了县乡一级，政府的财力十分有限，而严格的绩效考核指标和辖区内凸显的公共问题，对地方的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形成巨大的压力。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并不能提供公民所需求的全部公共产品与服务，不得不借助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外部力量参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

世界范围内公共权力的分权化成为一种趋势。

不考虑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治理思潮的转变背景，就很难深入理解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从专注监管到监管与培育并重的变化过程。

[1]周秀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讲师。

本文为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资助课题“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的成果。

[2]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1），112页。

[3]王名、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载《中国非营利评论》，2008（1），94～145页。

[4]周红云：《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基于治理和善治的视角》，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5），113～121页。

[5]林尚立：《两种社会建构：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载《Soa》，2007（5），129～136页。

[6]王名，孙伟林：《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载《中国行政管理》，2011（7），16～19页。

[7]同上。

[8]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1），112页。

[9]贾西津：《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社会科学》，2004（4），45～50页；邓国胜：《公共服务提供的组织形态及其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9），125～128页。

[10]刘鹏、孙燕茹：《走向嵌入型监管：当代中国政府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新观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4），118～128页。

[11]王名、朱晓红：《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创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21～127页。

[12]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载《开放时代》，2008（2），30～41页。

[13]尹志刚：《社会组织培育与社会建设制度框架建构——基于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组织的调查》，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2～11页。

[14]周秀平：《非政府组织参与重大危机应对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应对“5·12”

地震为例》，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41～46页。

[15]赵黎青：《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以对北京市怀柔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为例》，载《学海》，2007（6），110～112页。

[16]王名、陶传进：《中国民间组织的现状与相关政策建议》，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1），70～73页。

[17]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7），6～11页。

[18]郭巍青：《NGO的三重功能——以地震救援经验为基础的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08（7），23～28页。

[19]朱彩霞：《当代中国公民意识问题研究——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谈起》，1页，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0]政社协同在国际学术界更多的是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

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缩写为PPP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