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唐诗杂论（第2页）

《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

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

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

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

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

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

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

。

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

（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

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创，也是很对的。

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

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

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

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

的物理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致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

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

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地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

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

，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

的人。

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

，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

的地步。

李善这种只顾“事”

，不顾“意”

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

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

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