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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第4页）

在胡坚之后，凡在金昌一中读过书，且多多少少混出了一点名堂的学生，对贴在橱窗里的信件都印象深刻。

当胡坚大学毕业，不再给母校老师写信了，学校便把他的所有信件用镜框装裱，挂在教学楼的大厅里。

我读大四的时候，寒假去过一趟母校，看到过那一排悬着红色穗子的镜框。

——而今，我是说，胡坚沦落为笑柄之后，那排镜框还在吗？我心里害怕的，就是它不在了。

胡坚本人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他父母变得厉害。

胡坚考上大学那阵，他父母是红人，高考分数下来那天，学校扎了彩车游街，车头贴着血红欲滴的“状元”

二字，敞篷车厢里，站着胡坚和他父母，此外还有校长、管教学的副校长和胡坚的班主任。

胡坚立于正中，父母分列两侧，胡坚懒洋洋的，像是很疲惫，他父母却红光满面。

收到录取通知书，再次游街。

金昌市历史不短，文化却很寒碜，有史可考的，是明代有个叫马鑫孝的人，在乡试中中过举，但也止步省城，谁也没像胡坚这样，上达京都，求学于国内顶级学府。

第二次游街，他父母不再红光满面，却把头昂得像要把天捅破。

那之后有段时间，他父亲跟同事说话，竟抛弃乡音，蹩起了普通话，没蹩几天，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与自己疏离，才及时地把吃饭不说chi饭，而说qie饭，把白酒不说bai酒，而说bia酒。

但那种内在的昂扬是保留下来的，两口子说话都明显放慢了语速，且都有了动不动就跟人握手的新习惯……现在，他们都变得正常了，随便跟人握手的习惯也早已改掉了；不正常的是，两人目光躲闪，像欠了别人什么东西，头发也白得扎眼，一根一根地白，义无反顾地白，能让人分明感觉到它们白的速度和力度。

再好笑的笑柄，日子长了，也就不好笑。

城市不断扩张，人口飞速膨胀，胡坚被彻底淹没，成为不起眼的尘埃。

在手机段子和网络上，每时每刻的新鲜事可谓层出不穷，只要你愿意，就会在第一时间，知道非洲有象鼻男，日本有蟑螂女，知道某国际影星在做小演员的时候，跟单位上的司机睡过觉，知道某国国王，竟亲自开车去约定地点接受贿赂，知道某著名球星的模特女友，私处做了什么文身，知道某钢牙利齿的欧洲男人，打广告招募愿意被他吃掉的男女，竟有二百多人报名，事情败露时，已被他吃掉五十多个……熟人见面，包括喝茶、吃饭以及上班的间隙，都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些事情。

比较起来，胡坚的那些事简直就不叫事。

关于吃，别说吃鸡饲料，哪怕像那个欧洲男人那样吃人，也太古老，太原始，太本能，太缺乏时代气息了。

那个欧洲男人之所以还被谈论，主要是因为人们愿意让他吃，大家谈论的，是“人们”

而不是他，那些勇敢的“人们”

，静静地揭示着吃人史的部分真相，因而是有价值的，至少是新鲜的，可胡坚的故事毫不新鲜：上数两辈，甚至只需上数一辈，要是能吃到带着微微苦香的鸡饲料，已是天赐福恩，那时候，鸡吃的是土坷垃，是虫子，人吃的是树皮草根，是马粪，是观音土，我们血液的流动声里，回响着这些物质阴沉的歌唱。

胡坚成了不被谈论的人，成了这个市里可有可无的人。

当然，对我们许多人而言，于这个波涛滚滚的世界，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亲人认为自己重要，然而胡坚的亲人会这么想吗？他父母只要出门，就脚步匆匆，生怕别人问起他们的儿子。

其实没有人问了。

不要说跟胡坚素不相识的，就是我们这些校友，也越来越少地想起他。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介入了他的生活，我也会把他忘记。

这个人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时候的学生，不管家在城区还是郊外，都住校，我俩住同一间寝室。

她有一个朴素的名字，叫杨小红，她一度对自己的名字深感厌恶，觉得父母取得太土，太随意，太不负责任。

高一上学期，她将小红改成晓红，又改成晓虹、小泓、小鸿，不管怎么改，都脱不了小红这个音——这是她的底线，她不能让父母叫了她十七年小红，又换成叫别的什么，那不仅别扭，还是对父母的不孝。

她就是这样看的。

到高一下学期，她终于认命，叹着气，把作业本上的晓虹、小泓和小鸿，全都还了原，变成小红。

除对自己名字纠结过一阵，小红是我见过的最没心没肺的人。

她唱歌左得要命，但班上搞什么活动，叫她唱她就唱，第一句出来，调子就从东跑到西，同学们哦嚯哦嚯乱叫，她以为是欢迎她，唱得越发起劲。

她喜欢打篮球，高二有段时间，她在篮球场上跟高三一个男生认识了，而且恋爱起来了，恋爱只偷偷摸摸持续了两个月，那男生就以学习太忙为由跟她吹了，那天她跑到校外的金昌河边，摘了一枝胭脂花回到寝室，坐在**，把花骨朵一片一片地撕，撕一片，扔一片，每扔一片，就向我哭诉一声：“他不要我了，呜呜呜，我咋个活嘛，呜呜呜……”

她没能考上大学。

她是我们班没能考上大学的少数几个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