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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向总体性和大历史敞开的散文（第2页）

的精神、思想资源和知识图谱是“没有主体”

的呢？这一套主体性缺失的“总体性”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当下又该如何建立一整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总体性”

呢？李敬泽在以上三部作品里给出了思考。

为了追溯当今我们作为思考基础的那一整套现代的“总体性”

想象及起源，以及总体性意识如何主体缺位，李敬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他回到历史和故事，重构中西文明交流史，他知道，现代性的总体想象和信念，就是在这一进程中慢慢聚合而成。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李敬泽不喜欢摆开一副密不透风的论证姿势，也不喜欢毫无保留地绕过羁绊而缠绵的历史细节而直奔主题和结局，相反，在具体的文本的展开过程中，他对中国现代转型缘起的细枝末节，有着持久的兴趣和难得的笃定。

他一次次从知识的梳理入手，从广东、澳门、甘州、肇庆、十三行、张掖、瓷器、香料、自鸣钟、丝绸、香料、鸬鹚、波斯、巴基斯坦、契丹、汗八里、木塔、古道，以及翻译官、同门师兄、利玛窦、鄂本笃、伯来拉、斯当东、《华英字典》、马礼逊、小德（袁德辉）、老汤姆、阿树等这些极为日常化的名词入手，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勘探古老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尴尬、挑战、偶然、无奈及必然。

但他对细节的关注和兴趣，并不意味着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毫无头绪，在重构中西文明的交流史中，他提取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看与被看”

“说与被说”

。

他对中西方交流历史的思考和叙述，也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立足点，在他看来，“谁看谁被看，谁说谁被说，这是每一篇可能的小说、每一个人类生活情境隐秘的要害”

[31]。

同样，“谁看谁被看，谁说谁被说”

也是理解两种文明的交流历史的关键之所在。

在李敬泽的视野里，中西交流，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交流，并非一段温情脉脉的历史，而是充斥着野蛮的武力侵略和无情的文化侵入。

李敬泽对西方施加于中国的文化侵入，有更多细致、耐心的梳理。

在他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入侵，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对方批判的目光下开始，比如，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妇女被裹缠的双脚、看到了中国人长长的辫子、中国人的服饰等等，在西方眼光的审视下，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身体和对身体的包装，变得古怪且愚昧。

在论及外国人对中国缠足的反应时，李敬泽写道：“当然，这目光不仅属于斯当东和他的同行者，也是西方在用一种新的目光审视中国。”

[32]说到底，“被看”

背后，不是简单对等的呈现，而是随着1840年西方发射到中国的野蛮炮火，西方在中国构成一个新的价值空间，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正被西方所审视，一旦被强大的异族所审视，“被看”

当然会让中国人不自在，甚至产生强烈的羞耻感，这样，李敬泽就抵达了他这三部作品的另一个关键词，“文明的耻辱感”

。

“文明的耻辱感”

的发现，最能显示李敬泽对主体性的敏感。

“西方的入侵是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对方批判的目光之下时开始的。

这种目光剥夺了我们固有的价值世界，我们噩梦般站在废墟上，与周围突然呈现出来的一切格格不入。

我们意识到我们正被审视，我们当然不自在，强烈的羞耻感刻骨铭心地袭来。”

[33]在对历史细节的全新解读中，李敬泽毫不留情地**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隐秘，“文明的羞耻感是19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打下的持久难消的烙印，也许很少有哪个民族怀着如此的紧张、期待、喜悦和愤怒关注着外国人如何看我们：他们在看吗？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为什么看见了这些而看不见那些？”

[34]李敬泽像一个身怀绝技的侦探，总喜欢躲在角落和暗处，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爬梳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在此基础上，李敬泽还发现，在与西方的碰撞中，中国人在压迫下所产生的“文明的耻辱感”

，迫使中国也接受了西方“看”

自己的目光，并把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也放进这种目光中去审视衡量，审视的结果，是让中国人对自身产生怀疑，自惭形秽，自己的身体，在“他者”

的眼光中变成了陌生的“他者”

。

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和判断，逐渐被更多地表达出来，“现代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