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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向总体性和大历史敞开的散文（第3页）

由此产生：对中国人而言，在西方视野中，最迫切的心理需求是，如何说服自己变成真正的现代人，毕竟，进入“现代”

，成为“现代人”

，首先要取得“现代人”

的身体。

翻一翻清末民初的报纸，我们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竟像蝉蜕一样痛苦、专注，毫不妥协地改变自己的形象：剪辫子、剪长发（那时的长发也是封建落后的标志）、禁缠足、易衣冠，每一件事都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个人的身体与宏大的历史有确切的、不容置疑的联系。

通过这样的清理，李敬泽发现了近现代中国人的身体叙事里面所隐藏的“文明的耻辱感”

和“现代性焦虑”

，也指明了在这两种感受中，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固有的价值世界，是如何在西方的入侵之下松动、失效乃至因为无以应对快速地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终究被现实抛弃。

李敬泽从身体“被看”

的角度，揭示了西方入侵对中国文明的巨大打击及“改写”

，他从中国“被说”

的视角，揭开了西方对中国的界定和想象。

对这一宏观问题的探讨，李敬泽同样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高谈阔论，而是选取一个极易被忽略的角度——“翻译”

来进入。

在他看来，翻译的基础是双语词典编撰，只有在词典的基础上，不同语种文明之间的阻隔，才有可能被跨越和交流，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才有可能被大面积地听到和传播。

不过，词典编撰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裸的话语权力霸凌和被界定的意义迷途。

李敬泽目光敏锐，在清理中西交流史的过程中，一眼望穿了英汉词典的编撰背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强势而系统的知识整理本质：“一部英汉双语字典将有助于打破对华贸易的语言壁垒，同时也是对这个想象中的巨大市场的系统的知识整理，一次最初的全面‘格式化’论述。

这是辉煌的人文主义事业，但人文主义事业从一开始也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事业。”

[35]不能否认，正是因为词典的编撰，中国置于“被说”

的境地，整个中华文明被西方话语和知识系统的解释、言说才真正成为可能。

在沉浸中西交流史的过程中，李敬泽钩沉出一些冷僻的史实，甚至发现林则徐的首席翻译“小德”

，和敌方翻译亨特，居然来自同门。

这种历史的偶然，注定西方对中国的整理，一定会进入一种同一性的西方知识谱系里。

这是属于李敬泽的表达：

亨特晚年的散漫回忆使我们走近了这个失落于历史的重重暗影中的人物：袁德辉。

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名字，但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悄悄改写了我们的基因密码，改写了我们的语言。

通过他的眼睛，林则徐看到了“世界”

，后来林则徐将所有的翻译资料转送给一位名叫魏源的文人，魏源据此写出了《海国图志》，中国人开始寻求和接受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的“意义”

。

——这真是一株神秘的谱系之树。

也许你还记得，最初的那粒种子竟是那位姓“李”

的翻译，从他那里开始，根须和枝叶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地暗自生长。

直到1917年，一位名叫胡适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发起了“白话文运动”

，这棵谱系之树蓦然间变得遮天蔽日。

这场运动从来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要人们按照自己的所说去书写，它隐秘的真正目的是使汉语彻底地成为一种可以翻译和被翻译的语言，直到我们能准确无误地听清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

[36]

短短的几段文字，如刀刻、如烙印，尖锐、冷静、节制，却让人在密集的知识轰炸中，感知到一种来自审美感性的震撼，感知到古老国度现代转型中经历的残酷、曲折和历史布景中不易觉察的神秘狞笑，这样，李敬泽就清晰地勾勒了以下历史轮廓：西方如何通过双语词典的编撰、翻译等方式，用自己的知识谱系重新定义和改写中华文明，并把“他者”

的眼光和视角植入到中华文明的肌体，使得这样一种充满意义迷途的知识谱系，被中国的文化精英领受、传播，以致最终形成国人普遍接受并深信不疑的“总体性”